孝子放牧,周恩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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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征在一把将儿子搂在怀中,嘴唇一张一闭地翕动着,但却说不出一句话来,双目泪如泉涌——这是激动的泪水,快慰的泪水,幸福的泪水……潜意识告诉她:儿子是一个聪明而有才能的人!
  从那时起,孔子爱上了《易》学,在他的一生中,曾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研究这门古老的学问,直到“晚而喜《易》,韦编三绝。”
  渐渐的,颜征在的知识满足不了儿子的要求,她常被问得张口结舌,只好将丘儿送给他外祖父教授。颜襄博古通今,早年在外为官,告老后聚徒讲学,征在的知识,全是从父亲那儿学来的。她深信,父亲渊博的学问定能够填饱儿子这个大肚汉。“姥爷亲外孙”,这是古之常理,更何况征在寡母带着孤儿,很是可怜,加以孔子从小长得聪明伶俐,很得外祖父的钟爱,因此,颜襄不顾年迈体衰,欣然收下了这个他一生中最后的弟子。
  孔子在外祖父家受教,不到三年,就把这位闻名遐迩的博学大师腹中的学问掏空。颜襄临终时,指着这位异相奇才的外孙对女儿说:“孺子可教也!……”
  父亲去世以后,颜征在断绝了娘家经济上的资助,又要供两个孩子上学,生活更加艰难了。春夏秋三季,她给人拆洗缝补,冬天,她在四壁透风的茅屋里手捧湿淋淋的蒲草编草鞋,整夜整夜地编,十指冻得像猫咬一样难受;皮肤皲裂,血口像小孩嘴般地裂着,向外淋漓着鲜血,疼得钻心。一个风雪交加的黄昏,她到郊外的池塘边去泡蒲苇,由于身上衣服单薄,冻得瑟瑟发抖,一阵狂风吹来,将她刮进池塘。幸而池塘水浅,才幸免身亡,但等回到家里,全身上下已冻得戴盔穿甲般咔喳作响。打那以后,颜征在连病数月,机灵透顶的孔子竟毫无察觉。她常年节衣缩食,那胃肠就是一口猪食缸,凡能充饥的东西都往里填;又像一泓清泉,不掺一点尘滓,一口好食物也不舍得往嘴里塞,而这一切,又都是为了两个孩子的成才……
  颜征在的病情日益加重,竟昏倒在草鞋堆中。
  一天,孔子与哥哥从乡学回家,照例是未登上门前的土台就喊“娘”,但回答他的却是死一般的寂静。孔子似乎意识到有什么不幸发生,飞身上了土台,破门而入,不觉大吃一惊——母亲死挺挺地躺在灶间,身边一盆结着冰碴的污水洒了一地,瓦盆破碎,母亲的衣衫被污水湿透,周围是散开的蒲草、木底、成品和半成品的草鞋……
  孔子见状放声大哭,喊来隔壁的曼父母子,几个人七手八脚地将颜征在抬到床上,脱去湿淋淋的衣服。曼父跑回家去又抱来了一床棉被,连同孔子家的两床,一同盖到了征在的身上。曼父娘烧了一碗姜汤,撬开颜征在的牙齿,灌了进去,蒙上被,出透了汗,第二天上午,颜征在的神志才渐渐清醒过来。曼父娘说,早看出大妹子脸上的气色不好,劝她请个医生看看,可是她总是说自己身上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还是没白没夜地抓挣……“常年熬夜,一宿睡不上两个时辰的觉,吃的又是猪狗食,铁打的人,也会熬化的!”曼父娘说着,扯起衣襟擦那湿润的眼角……
  孔子一连三天没有上学,守候在母亲身边,煎场熬药,喂水喂饭。直到这时,他才注意到,母亲刚三十出头年纪,眼角就布满了鱼尾纹,艰辛的岁月和心灵的创伤开始染白了她的鬓发,颧骨突起,下巴瘦削,脸色灰黄,两颊的红晕不知何时消逝……他几次抚摸着母亲那千年古松般粗糙的双手流泪,他崇敬母亲,疼爱母亲,为母亲的身世和不幸而垂泪,欲以自己的刻苦攻读,迅速成才来熨平母亲的心皱,报答母亲胜过北海的深恩。但他更痛恨自己,恨自己堂堂男儿,为什么不能为母亲分担家庭的重负,排解心中的忧愁,至今仍需母亲昼夜辛劳来供养自己;他恨自己为什么时至今日才发现母亲与年龄不相称的衰老,才听到了母亲痛楚的心声;他更恨自己没有尽到做儿子应尽的孝道和义务,从母亲那里,从外祖父那里所学的诸多知识,所听到的许多道理,竟像油花似地浮在水的表面,没有渗透在行动里。他决定从此不再上学,要像曼父哥那样边劳动,边学习,赚了钱奉养母亲,尽量让母亲生活得安逸一些,欢乐一些。他知道母亲不会支持自己的这个打算,为了不使病中的母亲伤心,暂且先将这个念头埋在心底……
  颜征在病倒的第四天,孔子又被母亲逼着上学去了。但从此以后,他每天放学早早回家,一进门就忙着刨地、浇园、垫圈、喂鸡、烧火、扫地,夜间和母亲一起编草鞋。母亲责怪他学习没有以前用功,他微笑着解释说,在乡校里读了一天书,脑子里混得像一盆浆糊,现在正需要休息。再说,干着活也能思考问题,也能背书。孔子虽年岁尚轻,但身大力不亏,干什么像什么,速度有时比那些行家里手还快。母亲的重担被孔子接去了许多,自然心中欢喜,体质也一天天在恢复。
  颜征在病中也未闲着,常打着精神支撑着坐起身来,给儿子做了一件新上衣,准备过年好穿。这天傍晚,新衣服做成,孔子放学回家,刚想抓起担杖去挑水,颜征在扯着儿子的手进了里屋,喜形于色地说:“来,丘儿,试试娘给你做的这件新上衣合身不?”
  孔子见母亲今天特别高兴,乘机告诉她说:“娘,从明天起,孩儿不再上学了。”
  “这是为什么?”颜征在吃了一惊,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
  “乡学里的先生尽是些迂老头子,”孔子解释说,“满腹空空,不要说不及外祖父万一,比娘也相差很远……”
  “胡说!”征在打断了儿子的话,“小小年纪,就这样骄傲自满,竟然连先生也不放在眼里。”
  “就是嘛,先生还特别懒,根本不让提问,你一提,他就吹胡子,瞪眼睛。自打进了乡学,孩儿什么新知识也没学到,尽是自己温故而知新。”
  孟皮也将乡学里的情况评论了一番,证明弟弟的话全是实情。
  “那也不行!”颜征在的语气较平和地说,“不上学怎么能精通‘六艺’呢?不精通‘六艺’,将来何以能出人头地呢?……”
  孔子告诉母亲,可以跟曼父哥学赶马车,跟吹鼓手学音乐,到校场去练习射箭。这些才是实实在在的本领,不像在乡校里,先生尽是纸上谈兵,什么也不会干,连长鞭都甩不响,更不用说是驾驭烈马了。他还打算到叔孙氏家里去放牛,他们家里有好多好多的藏书,尽可以借来阅读。把牛赶到牧场里,让它们吃草,自己就可以以草地为课堂,读书学习。旷野里空气新鲜,又没有同学吵闹干扰,学习效果将比在课堂上好得多。再说,从事这些活动,也可以体验人生哲理,为将来入世做事奠定基础……
  颜征在静心地听着儿子的讲叙,心底泛起了一股热浪,眼圈湿润。她知道,儿子这是为赚钱糊口,为自己分担忧愁,使自己今后少吃苦,才将辍学说得这样天花乱坠——儿子长大了,知道体贴疼爱母亲了,她心里感到无限欣慰……儿子的话确有道理,如果这样做,自己的处境,这个家庭的状况,将会有所改变,有所好转。然而,这是断然使不得的,她说:“丘儿,娘知道你这一片赤子之心,可是,咱不能那样做。咱孔门是贵族出身,虽说后来是败落了,可你父亲还是个陬邑大夫,他的儿子怎么能去干那些卑贱之事呢?孩子,只要你将来能成大器,娘再苦再累,心里也甜呀!……”征在说着,又扯起衣襟擦那湿润的眼角。
  其实,孔子何尝不知道放牛、当吹鼓手之类的鄙事与自己的身份不和呢?家庭的熏陶、乡学的教育,社会的习染,早已在他心灵深处形成了贵族阶级的等级观念。然而,现实毕竟是家里穷得等米下锅,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他知道,要想说服母亲,是不可能的,只好暂且瞒过。上天是会原谅自己的。
  从此,孔子真的到叔孙氏家放牛去了,而且讲定条件,叔孙氏家中的藏书一任他借阅。
  牧童们都愿与孔子结伴放牧,一则因为他身高九尺六寸(合今天六尺二寸),被誉为“长人”,力大无穷,和他在一起,便没有人敢欺侮;二则他天文地理,无所不知,特别是他腹中装着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和他在一起,胜似上学读书,因此,孔子所到之处,便牧竖尾随,牛羊成群。
  春是幸福的使者,送来了和煦的薰风,送来了温暖的阳光,送来了醉人的气息;春是神灵的布谷鸟,唤醒了沉睡的大地,催动着万物复苏滋生,叫农夫吆牛播种;春是杰出的画师,染绿了山,染碧了水,染红了花……春天的泗水河畔,一派生机盎然——莺在蓝天盘旋,鸟在枝头鸣唱,鱼在水中嬉戏,蛙在波间鼓噪,绿柳抚堤,红花卖俏,一双双青年男女你歌我唱,一对对美满夫妻携手并肩……然而,在这幅赏心悦目的春的画面上,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一群群牛羊和放牧的人们。遍布在绿色的河唇和河堤上的畜群,犹如飘浮在蓝天上的云朵,或白、或黄、或黑,畜牲们有的在俯首啃草,有的在安闲踱步,有的在甩尾巴驱蝇,有的在静卧瞑目,有的在追逐,有的在交配,有的在斗架。牧童们则一个个安闲自在,你看那沙滩上,草坪里,有的卧,有的仰,有的伏,有的在吹柳笛,有的在对弈,有的在摔交,有的在游戏。这时的孔子,独坐在一棵大柳树下看书,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搏击。他看得是那样的出神入化,超然物外,心里没有春天,没有泗水,没有牛羊,没有伙伴,也没有他自己……
  “救人哪!……”突然,一阵凄惨的呼救把孔子从沉醉中唤醒,他抬头望去,只见一只黑色公牛,撅着尾巴,腾起四蹄,在追赶一个十四、五岁的牧童。牧童哪是公牛的敌手,跑了一程,便跌倒在地,公牛向他俯冲过去!……
  说时迟,那时快,孔子一个箭步斜窜过去,紧紧地拽住黑公牛的尾巴,只疼得那公牛原地转了两个圈。
  公牛见后边有人袭来,放弃了追逐的目标,转过身来对付孔子。
  孔子窜上前去,奋臂抓住公牛的两只角。只见那公牛瞪着两只血红的大眼,一心要和这大铁塔比个雌雄,赛个高低。
  吓呆了的牧童瘫在地上,孔子顺势踹了他一脚,喊道:
  “颜路,快逃!……”
  经孔子这一喊,颜路惊魂方定,连滚带爬地逃跑了。
  草地上,孔子与公牛僵持着,一会公牛将孔子推着后退,一会孔子捺得公牛让步,你来我往,数十回合不见分晓……
  爬上树的孩子跳下来了,潜入水底的牧童钻上来了,大家呐喊着围拢过来,给孔子加油助威,可是谁也不敢靠近跟前。
  公牛毕竟是畜生,只有勇力,而无智谋。只见孔子拽着牛的双角主动后退,那牛以为孔子已经败阵。孔子顺势一转,用尽了平生力气,飞脚踹那公牛的前腿。公牛疼得前腿跪倒,伏卧在地,大肚子一鼓一鼓地喘息着。孔子飞身骑上了牛背……
  牧童们欢呼着蜂拥而至,齐声喊道:“打死这畜生!”“狠狠地惩罚它!”
  孔子并没有这样做,见黑公牛不再挣扎,跳下牛背,任牛爬了起来。
  黑公牛瞅瞅孔子,并不报复,乜斜着眼睛走掉了。
  颜路忙向孔子跪倒,感谢救命之恩。孔子将他扶起,表明这是自己应该做的。
  这时孩子们才发现,孔子的衣服被撕破了,脸上、手上都在淌血……
  孔子回到家里,颜征在见状大吃一惊,还认为儿子在学校里与人打架斗殴弄成这个样子呢。
  孔子兴奋地向母亲讲叙了斗公牛,救颜路的经过,当然,他只能说是放学回家的路上偶然遇到的,隐瞒了泗水河畔放牧的真相。
  颜征在闻听,不胜欢喜,和儿子并坐在院中的石凳上,双手捧着他的脸看了又看,瞧了又瞧说:“你真勇敢!多像你的父亲呀!……”
  颜征在给儿子讲起了偪阳之战丈夫叔梁纥手托悬门的故事。
  晋悼公与楚共王争伯,鲁襄公十年,即公元前563年,晋国纠合鲁、曹、邾三国攻打偪阳,叔梁纥作为鲁国贵族孟献子的部将也参加作战。叔梁纥、秦堇父、狄虒弥三位将领奉命率部攻北门,只见悬门不闭,秦堇父和狄虒弥恃勇先攻了进去,叔梁纥的部队继后。当叔梁纥的战车来到城门洞时,只听得豁喇一声,数千斤重的悬门从高空坠落下来,正好砸在叔梁纥的头顶上。虒阳守城人欲将入城部队拦腰截断,然后分别消灭之。叔梁纥听到响声,眼疾手快,左手投戈在地,右手举起,托起了悬门,高呼:“快撤退,我军中计!”晋军主帅闻声鸣金收兵,进城的军队迅速撤出。城中鼓角大振,尾随追击掩杀。偪阳大夫妘斑引着大队车马赶至城门,见一大汉手托悬门,吓得浑身虚汗淋漓,心想:“这悬门自上放下,若无千斤力气,怎托得住?若贸然闯出,被他放下,城外岂不孤军无援!”妘斑停车观看。叔染纥待晋军退尽,大叫道:“鲁国有名上将叔梁纥在此,有欲出城者,请抓紧时间!”城中无人敢应。妘斑弯腰搭箭,正想射杀,只见叔梁纥双手一掀,就势撒开,那悬门便落入闸口。叔梁纥回至营中,秦堇父和狄虒弥前来跪拜谢恩道:“我二人性命,悬于将军两腕也!”
  孔子听了母亲的讲叙,激动得热泪盈眶,搂抱着娘的脖子撒娇地摇晃着说:“父亲的力气真大,真勇敢!”
  颜征在心里甜丝丝地说:“你还不是一样,小小年纪,就能斗败一只公牛!”
  母子沉浸在快慰、甜蜜和幸福之中!……
  从那时起,孔子主动承担了家庭买卖的任务。说也奇怪,还是那些收入,经儿子的手,生活竟一天天变得充裕起来。痴心的母亲呀,你哪里知道这中间的奥秘!……
  一个骄阳似火的傍晌,颜征在正盼着儿子放学回家。忽听街上鼓乐喧天,人声鼎沸。曼父娘跑来告诉说,是大贵族郈昭伯家在办喜事。她边说边挽着颜征在的手臂走出门去。街上看热闹的人山人海,墙头上都骑满了人,树枝上还挂着顽皮的孩子。大队盛饰的车马款款而来,旗罗伞扇,好不威风!大队的吹鼓手在拼命地鼓噪着,待来到跟前,眼尖的曼父娘首先认出了那个吹唢呐的大个子正是孔子。只见他满脸热汗涔涔,两腮鼓得老高,不断地摇晃着身躯,喇叭口一会向左,一会朝右,一会向下,一会朝天,内行人一眼就会辨出,他是这支乐队的主角。曼父娘羡慕地对颜征在说:“大妹子,你看咱们丘儿吹得多带劲,多中听!这孩子,就是样样能!……”颜征在再也看不下去了,她只觉得头“轰”的一声,接着便两腿瘫软,两眼发花,扶着墙,扪着树,步履蹒跚地回到了家里。
  这天中午,孔子没有回家吃饭。
  太阳落山的时候,孔子照例抱着竹简回家。刚跨进门槛,颜征在劈头便问:“丘儿,你今天干什么去了?”
  “读书呀!”孔子煞有介事地回答。
  “中午为何不回来吃饭?”颜征在追问道。
  “我帮老师抄文章,老师就留我在学校里吃了。”孔子解释说。
  “胡说!”颜征在劈面给了儿子一个耳光,“饘家办喜事,你去当吹鼓手,我已亲眼目睹,你还敢撒谎!你都瞒着娘干了哪些鄙贱之事?快说!……”
  孔子长到这么大,母亲这还是第一次打他。
  儿子长跪于地,抱着母亲的腿,呜呜咽咽地哭诉:“孩儿欺骗了娘,是个不肖之子,娘狠狠地惩罚孩儿吧!”孔子一一向母亲承认了自己何时辍学,怎样牧牛,如何给人赶马车和当吹鼓手。最后,他说:“孩儿也知道不该去干这些,可是不能总让娘受苦,让娘养我一辈子呀!孩儿心想,为生计所迫,一时做些鄙事,也无关紧要。忍辱负重,古圣贤是有先例的……”
  颜征在扑上前去,搂住儿子,大放悲声,母子哭作一团。
  ……
  颜征在怨自己命苦,丈夫早逝,害得儿子跟着自己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受尽了凌辱。她在责备自己无能,竟然养活不了一个儿子。她在恨自己无情,不了解儿子这颗赤诚的心,竟然委屈了他,打了他。她只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个母亲,对不起死去的丈夫,辜负了丈夫的嘱托和希望……
  不知过了多久,孔子这才止住了哭声,擦干了母亲的泪水,说了些安慰的话。
  颜征在怔怔地看着儿子,默默不语。突然,她打开箱子,从里边拿出了一个精制的小木匣,木匣里边是一个红绸包裹。
  解去几层丝绢,一个黄橙橙的铜鼎呈现在眼前。
  孔子莫名其妙,这是他从未见过的呀,忙问:“娘,这是从哪弄来的?”
  “你先读读这鼎上的铭文!”颜征在命令道。
  孔子遵命,捧鼎在手,读了起来:“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孔子读完,疑惑地盯着母亲。
  “你明白这铭文的意思吗?”颜征在问。
  孔子回答说:“这意思是说,每逢接受任务、提升职位时,都是越来越恭敬。始而低头,再而曲背,三而弯腰,连走路也小心翼翼地靠着墙边走,然而谁也不会侮慢我。我用这个鼎煮饘和粥,聊以充饥而已。”孔子解释完,忙问:“娘,这鼎到底是怎么回事?”
  颜征在心平气和地说:“你坐下,让娘慢慢给你讲。”
  于是,颜征在给儿子讲述了叔梁纥的宗族和家世。
  宋国的始祖是微子启。微子启死后,由弟弟微子仲继位。这微子仲就是孔子的远祖。从微子仲到孔子共十五代。孔子的第十一代祖先宋缗公有两个儿子,长子弗父何,次子鲋祀。缗公死时君位不传给儿,而传给了弟弟熙,是为炀公。鲋祀不服,杀了熙。炀公死后,按规定应由长兄弗父何继位,但弗父何不受,让给了鲋祀,即宋厉公。弗父何因让国而声誉大振,世为宋大夫。
  孔子的第七代祖先正考父,以谦恭俭朴和熟悉古文献见称。他曾连续辅佐宋国戴公、武公和宣公,不但不骄傲奢侈,反而越发谦逊俭朴,这个鼎上的铭文就是他作的,相传《诗经》中的《商颂》也是他和周太师校订的。
  孔子的第六代祖先孔父嘉为宋司马,在一次宫廷政变中为太宰华督所杀,家臣怀抱其子奔鲁避难。
  谈到孔子的父亲叔梁纥,颜征在让儿子重叙了一遍偪阳之战,叔梁纥手托悬门的英勇壮举,又给他讲了叔梁纥夜突齐围救臧纥之战:偪阳之战七年后,鲁襄公十七年(公元前556年)齐国侵入鲁国的北部,齐军围困了防邑,鲁大夫臧纥及其弟臧畴、臧贾和叔梁纥都被围困在城内。鲁军前去救臧纥,因慑于齐军强大,走到旅松便不敢前进了。叔梁纥带着臧畴、臧贾和甲兵三百人保护臧纥夜间突围而出,送至旅松鲁军驻地,然后又冲进防邑固守。齐军攻打不下,只好撤退。
  最后,颜征在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丘儿,这就是你的家世,这就是你的祖先,你瞒着娘去做这些鄙贱之事,不觉得愧对先人吗?百年之后,你怎么有脸见先人于地下呢?娘也死有余辜呀!”颜征在说着,重新将那铜鼎包好,放进匣内,双手托着递给儿子说,“这是家传的至宝,今天,娘代表你父亲将这宝鼎传给你,记住,不要辱没先人,要成大器,要做一个高贵的人!”
  颜征在的身体本来就虚弱,整日咳嗽不止,今天的事情对她的刺激太大了,有怨恨,有伤心,有自责,加以说话太多,不禁咳嗽加剧,只觉得胸口上涌,口中发咸,竟吐出几口鲜血来。孔子吓得手足无措,只好喊来了隔壁的伯母。大家把颜征在扶上床去休息,再请医生调治。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忙于对国内外大事的操劳处理,经党顾不上吃饭,顾不上休息,夜以继日,日以继夜。有一次,一位烈士子女来探望他,恳求他保重身体。在傍晚的院子里,周恩来目光炯炯地看着这位同志,说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这是周恩来决意面向这场灾难,为党和国家献身的忠诚誓言。这八个字贯穿了他的一生。
  林彪自我爆炸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1971年10月上旬,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意撤销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掌握了党、政、军大权。
  周恩来等有了一定的条件,来设法尽量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给各个领域造成的严重恶果了。他们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平反一些冤假错案,解放大批干部,逐步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并着手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周恩来当时提的是:批判极左思潮。
  周恩来在1967年就反对过极左思潮。1968年,他又提过“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1970年6月,他指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9月,他针对出版工作中存在的极左偏差,提出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因人废文”,指出“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到1971年3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他针对存在的问题着重讲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他批评了“破坏纪律,无政府主义泛滥,只有自由,没有集体,为所欲为”。他说:“自由主义是右的,但形式上是以极左出现的”。“否定一切,这也是极左思潮。”这年上半年,他已经在一些会议上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潮了。
  “九一三”事件后,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全面展开,特别是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效果。
  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在一系列相继召开的全国性专业会议上,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文化大革命”对经济方面的破坏性后果。他强调指出批判极左的重要性,并且针对由于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的影响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在会上批评说: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1973年,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计划工作时指出:“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说:“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从1971年底到1973年,国务院召开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批判林彪一伙自立政策,自成系统,搞独立王国,破坏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破坏党的经济政策,在农村强迫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砍家庭副业,搞“一平二调”;在城镇“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1973年2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即经济工作十条)。这个文件拿到这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时,除了“四人帮”把持的上海市外,其余28个省、市、自治区都表示赞成。
  当时,周恩来指出了经济工作中有“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要着重加以解决。1972年初,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工资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但是,这个问题在1972年还没有切实得到解决。这年底,职工人数达到5610万人,工资总数达到340亿元,粮食销售量达到927亿斤,出现了粮食周转困难的状况。1973年3月,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后,生气地说:“确实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还说:“1970年基本建设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他还讲了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批评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等平均主义倾向。
  国务院采取了坚决的措施:首先,控制基建规模的扩大,减少基建投资,同时压缩基建占用民工人数,增加农业财政拨款和支农工业投资,1973年比上年增加19%。第二,加强劳动工资的集中统一管理,重申劳动工资大权在中央。1972年6月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工资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凡未经批准超计划招收职工和违反国家政策和规定增加工资的,银行有权拒绝支付。第三,积极解决粮食购销差额问题。1972年11月24日,国务院向中共中央写了粮食问题的报告,并转报了商业部的报告,内容是发展粮食生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人数等。中共中央在12月10日批转了这两个报告,要各地执行。
  经过1972,1973年的努力,“突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反对极左的同时,周恩来在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农村政策,重视教育和科研工作,发展对外经济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1972年2月5日,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这是首次提出整顿的主张。据此,全国计划会议起草了文件,提出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同位责任制等七项制度,要抓产量、品种、质量等七项指标。对这个文件,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建议由国务院提请中共中央批转下发。但由于张春桥作梗,没有能发下去。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把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放在议事日程上来加以解决。1971年12月16日,他对援外飞机的质量不合格问题作了批示,和叶剑英一起抓军用飞机质量问题。他提到高度来指出:质量问题是路线问题。1972年1月,鉴于汽车生产质量下降,他请余秋里抓这个问题。4、5月间又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和部分日用工业品的质量问题。这些,都推动了许多企业恢复和加强质量管理,促进了企业管理的整顿。10至11月间,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财政部、农林部召开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的会议,解决林彪一伙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所造成的经济工作混乱状况,明确提出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
  农村方面,也注意纠正一些“左”的政策。1971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周恩来还努力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他说:“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1972年7月1日,他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时,对于杨振宁提出的我国应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建议,表示赞同。不久,他对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说: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这是我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就要扫除,有什么钉子就要拔掉。9月,他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强调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结合起来,这件事不能再迟了。10月,他针对当时正常升学制度已被“文革”破坏的情况提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教育提出的富有胆识的主张,是后来恢复我国大学招生制度的先声。他还在恢复出版事业,加强气象工作,重视外语教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他多次批评姚文元分管的新华社的工作,提议把新华社的原负责人、老干部朱穆之从干校调回来,参与领导,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在对外经济方面,周恩来努力为改善和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和对外贸易创造条件。1973年1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从日本、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三套石油化工、一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等,总额43亿美元(后来实际对外签约成交39.6亿美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引进,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这些引进项目到1979年底绝大部分建成投产,在我国后来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段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因此,国民经济逐步回升。1973年,我国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成为第一个五年讨划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财政情况也是好的。
  在外交方面,我国也打开了新的局面。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了联合公报。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用了很大力气来对大量的被打击迫害的党内外干部恢复名誉和安排工作。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经周恩来审查同意,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9月30日前后,周恩来几次约谈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国庆社论的内容,强调要继续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这期间,他建议在毛泽东处召开一次会议,谈中共“十大”的筹备工作问题,并提议朱德、董必武、许世友等参加。1973年8月中共“十大”期间,周恩来分别参加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和天津、上海、江苏等小组的讨论,在发言中强调要抓好生产,落实干部政策,要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10月,他同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纪登奎谈了解放干部和安排工作问题,之后中央组织部提出了一个几百人的名单,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讨论,解放干部。他在延安参观“七大”会址时,提出应陈列朱德、董必武、任弼时、陈毅、贺龙的照片;当1972年12月毛泽东问到谭震林的情况后,周恩来立即写信给有关负责人,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这几年中,周恩来常常利用各种纪念日举行活动,通过在报纸上发表参加人员名单的办法,解放了一批又一批干部。或者,他提出名单建议一批同志参加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会议,报请毛泽东批准,使不少同志从而获得解放。一些冤案如贺龙、“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相继平反。限于客观情况一时还不可能平反的,在周恩来的推动和后来邓小平等的支持下,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受审者均予释放。
  国外有些人是这样评论的:“由于周,林死后的接班真空才得以暂时填补。长期的接班斗争,在周的谨慎的战略指导下,才避免让‘四人帮’接了班。由于周的经验和在中央的连续领导,那些被侮辱的干部和高级文职人员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中比较容易地恢复工作。”
  这里着重说一下周恩来关心邓小平的安全和努力使他重新出来工作。1969年邓小平下放到江西时,周恩来亲自给中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办公室打电话,要当地加以照顾。正如邓小平在那里劳动的工厂的负责人罗明所说:“保护邓小平绝对安全的问题,是周恩来指示的,我们要不打折扣地执行总理的指示。”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对张茜说起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个意思传出去,以制造舆论。
  这年8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14日,毛泽东阅后批给周恩来,称“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并列举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周恩来立即一方面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15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这一批示;另一方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研究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到邓小平身边帮助工作。12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议,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让他们考虑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了这件事。之后,纪、汪根据谈话精神提出了邓小平仍任副总理的建议信。周恩来看了后,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终于在1973年3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28日,周恩来、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之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分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原来甚为健康的身体,由于长期过度紧张、繁忙而急剧衰弱,除得了心脏病而且屡次发作外,1972年5月,医护人员发现周恩来小便中红血球增加,并有细胞变异现象。经专家会诊,确定为膀胱癌。11月,医生向叶剑英、李先念等报告,认为周恩来要特别注意休息。这个报告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但周恩来万机待理,不可能真正地得到休息。因治疗一再延宕,到1973年1月5日,大量便血。3月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说明了便血的情况,向政治局请假两星期,并提议在自己去玉泉山检查身体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还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10日,他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毛泽东批:同意。3月10日到24日,周恩来到玉泉山进行检查治疗。10日晚,做了第一次手术。4月9日,周恩来专门约邓小平、卓琳谈话。5月20日,他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在讲话中特别表示欢迎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说对于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12月12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接着,周恩来忙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部署,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陪同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22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并于当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和紧急作战事项。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毛泽东表示同意。至此,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格局已经有了初步的安排。
  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使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分恐惧。他们不断地进行阻挠。1972年8月,周恩来针对江青一伙大搞“空头政治”,造成不敢抓业务、不重视业务的严重情况,指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这个指示传达后,江青一伙就追查来源,并阻挠它的贯彻执行。9月底,周恩来约人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的内容,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两次写进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都被姚文元勾掉。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发表了一整版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张春桥、姚文元称这版文章是“毒草”,在上海组织批判。这年秋,在周恩来提议下,召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议上认为周培源为贯彻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讲话而写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在当时发表是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科技工作和活跃教师的思想。这个会议遭到张春桥等人的反对,说什么“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回潮”。他们声言要追周培源的后台。周恩来同张春桥进行了斗争,坚持在会议纪要中不能把科技战线写成是“黑线专政”。11月底,周恩来审阅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设想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阅后批“拟同意”,并送毛泽东和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阅。张春桥阅后称: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江青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12月17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开会,他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在谈到批林问题时,毛泽东说:“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样,对极左思潮批不下去了。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的,提出了整顿企业的措施。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报到中央后,也因张春桥的阻挠而没有通过。1973年2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起草的经济工作《十条》,由于张春桥的破坏,也不能下达。江青一伙于1973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但尽管如此,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尽力纠正“文革”“左”倾的错误。
  在解放干部问题上也是这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江青、张春桥极力阻挠干部的解放。对此,叶剑英愤慨地写了一首“过桥”诗,说:“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这首诗道出了周恩来在解放干部中的辛勤和艰难。
  这期间,周恩来对江青一伙的具体斗争是不断的。如1973年4月周恩来接见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全体成员,谈到影片《李双双》时,当场点名要那个江青安插在国务院文化组的负责人回答,为什么要批判这部影片,并明确指出这部影片总的倾向是好的。8月6日,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21日,在召集万里等开会时,听说了卫生战线劳动模范时传祥因被江青点名而受到迫害,周恩来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指示叫为时传祥平反。这年秋冬,江青攻击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夺权,说什么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她遭到了毛泽东的斥责。
  1974年初,周恩来癌症显著发展,病情加重。1月20日后,连续作治疗。24日,江青一伙背着毛泽东召开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25日,又召开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这两次大会,经过江青一伙策划,迟群、谢静宜等作了煽动性讲话,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他们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毛泽东扣发了江青等人准备在全国播放的“一·二五”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说他们的“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接着,江青又制造了“蜗牛事件”,以美国康宁公司赠送我国四机部代表团成员玻璃蜗牛的工艺品为借口,说这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从而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周恩来机智地指示外事部门先查清事实真相和该国风俗习惯。结果说明,蜗牛在美国是常作为礼品和陈设的工艺品的,象征幸福、吉祥。康宁公司并无恶意。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江青的讲话不印发,不下传,已下发的要收回。
  江青一伙对于周恩来等前一时期的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进行了不断的反扑。他们针对1973年4月国务院批转教科组一份强调高校招生要进行文化考查的文件,说这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宣扬交“白卷英雄”张铁生。这年底,他们又利用经过编者精心删改的一个名叫黄帅的小学生的日记摘编,批所谓“师道尊严”,使刚刚有所恢复的教育秩序又遭破坏。他们还批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追查周恩来看过和肯定的电影《海霞》是谁推荐的,说这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他们指责电影《创业》是“给什么人树碑立传”。毛泽东看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他们才把已经排好的批判文章拆了版。他们组织了一些写作班子写文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已经成为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邓小平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并去作报告,江青吵着不同意,直到毛泽东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这一时期,由于江青一伙的破坏捣乱,已经趋向稳定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严重混乱,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
  4月底以厉,周恩来病情日益增重。6月1日,他做了第一次大手术,此后就住在305医院里了。6月14日,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代的儒”,说“写老的儒有问题,不然只是刘、林”,对“现在的儒应写文章”。不久她在天津又说,“批现代的儒”、“批党内的大儒”是重点。她甚至给一个社员改名周克周,露骨地说:“用我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她们极力攻击周恩来等,妄图为自己组阁创造条件。这年10月14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千方百计要排除邓小平。10月17日,江青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利用“风庆轮”事件围攻邓小平,矛头指向周恩来。所谓“风庆轮”事件是这样的: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运输业,1964年,周恩来作出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得到毛泽东同意。1970年,周恩来又指示力争在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满足需要时,适当买一些船,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交通部派两个干部去任政委、政治干事。“四人帮”的党羽要他们来批国务院、交通部在造船问题上的“洋奴哲学”、“崇洋卖国”,被他们拒绝。“四人帮”的亲信就在上海整了诬告材料,江青一伙借此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扬言要揪后台。“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难,遭到邓小平的批驳。第二天,他们就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昧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在总理处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毛泽东听了后批评了王洪文,叫他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周恩来在医院里得知这事后,同纪登奎、华国锋、李先念、邓小平等谈话,了解“风庆轮”事件经过。然后,他通过接近毛泽东的同志把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说明这事情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要整邓小平;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毛泽东听后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并且赞扬了邓小平,提议他当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1月上旬,周恩来在医院里分三批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解决了“风庆轮”事件问题。
  1974年底,周恩来不顾病情的发展,为了主持开好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仍然紧张地工作着。由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他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争取要把他们的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委三个部委的领导岗位。周恩来约李先念等交换意见,感到教育部关系重大,确定以周荣鑫掌管为宜。12月23日,周恩来以重病之身,还远行千里,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这一次,还同毛泽东单独谈了话,提到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事情,毛泽东表示已经知道了。在谈话中,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提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增补他为中央副主席,还对周恩来说,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可以出来走走,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这次,周恩来回到北京下飞机前,坚持叫秘书搀着到驾驶舱看望机组人员,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这是他最后一次乘坐飞机。这时,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到肠部。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把在“文革”中被撤销的文化、教育两部恢复起来。周荣鑫任教育部部长,否定了“四人帮”提名的迟群。8日到10日,他亲自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并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13日至17日.弟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种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会议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1月下旬,周恩来连日在医院里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他嘱咐国务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吴庆彤转告邓小平,请邓小平把分工列出,“他不好讲,由我讲”。2月1日,他主持了由总理、副总理13人出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同日,召开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语,说:“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第二天,他写信给毛泽东,谈了副总理的分工情况,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1975年4月底,毛泽东从湖南回到北京。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周恩来的上述安排,遭到“四人帮”的恶毒攻击。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提出要以反对经验主义为“纲”,影射攻击周恩来等。同日,姚文元写文章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王洪文分别找政治局成员谈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邓小平当时就表示反对,说:这是在政治局内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4月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人们(笔名梁效)谈话说:“党的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随后,“四人帮”把持的一些报刊纷纷发表影射攻击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所谓批“经验主义”的文章。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置反经验主义,要政治局讨论,受到邓小平的抵制。后来,邓小平借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说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毛泽东在姚文元送来的一个报告上作了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等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以及在1973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搞“四人帮”宗派等问题。江青被迫作了检讨。
  这年8月,毛泽东同一个北京大学教师谈对《水浒》的看法,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江青就借此大做文章,召集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开会,说什么“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9月17日,她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离开主题大讲评《水浒》,说“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还要求大会印发她的讲话稿,并在全国放她的录音。毛泽东得知后严厉地批评她“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制止了江青的无理取闹。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劝阻,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会谈中,他坦然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他说:“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向国外介绍了邓小平。10月以后,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卧床不起。24日,再次进行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躺在手推车上,向围绕在周围的政治局委员们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并握住走上前来的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来的工作,证明比我强得多。”表示了对邓小平的支持。
  周恩来从1972年得了癌症后,作为病人,他应该休息治疗;作为一个对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七旬老人,更应该得到休息和疗养;一向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周恩来,这时候也向他身边的同志吐露,说自己感到疲乏。他何尝不想休息。但是,当时党和国家的现实,“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图谋,他的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使他不能够也不考虑休息疗养。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担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正是为此,他患了绝症更加不分昼夜地工作。把生命倾注在保护党和人民的事业上,不顾病清的恶化,不顾“四人帮”的攻击叫嚣,全部心力完全彻底地贡献给了党、国家和人民。
  从1974年初起,周恩来的病势更重了。但是从这年1月1日到6月1日住进医院期间,他在多数日子里都工作12小时以上,很多日子工作18小时以上,有一次甚至连续工作30个小时。6月1日,他携带一大堆文件,告别他的办公室,住进医院。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把办公室从西花厅搬到医院罢了。住院期间,他动过大手术六次,小手术八次。平均每40天左右动手术一次。但只要身体还能够支持,他仍坚持工作。就是在医院里,他同中央的一些老领导同志会面谈话,嘱咐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指‘四人帮’)手里……”。就是在医院里,他同中央部门和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谈话,接见外宾,召开会议。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他挣扎着去参加了;李富春的追悼会,他也去参加了;董必武去世,他因病重不能参加追悼会,但仍亲自看了悼词。……
  周恩来晚年,胸前始终接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这是用意深刻的表明心境的证章。他公而无私,全心全意,决心把有限的生命完完全全地贡献给“为人民服务”的事业。邓颖超说过:“恩来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这是十分真实而切当的写照。
  周恩来在病床上,仍关心着解放干部。他同纪登奎、吴德等谈这个问题,并责成把宋任穷等九人的案件赶快了结。他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指示尽快结束专案审查。1975年参加“五一”劳动节活动的人名单是张春桥拟定的,周恩来很不放心。他发现很多人不在名单中,赶紧找杨德中等去商谈,集中三四十辆小卧车,派人拿着请帖到这些人家中请,来不及参加白天的游园会,就参加焰火晚会,第二天名字见报,实际上又解放了一批人。他要公安部开列全部未赦战犯名单,以便特赦。不久,他在医院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释放全部在押战犯问题,后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作出了特赦的决定。他还说到一些人的名字,指出应予释放。
  当然,他十分关心同“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攻击他,他要秘书找出提反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刊送阅;“四人帮”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他嘱医务人员把《鲁迅主集》中《评金圣叹》这一篇和各种版本的《水浒》找来送阅。他还要秘书把新、旧《唐书》中的《武则天》传找来……
  周恩来关心看祖国的统一。1975年12月20日,他在病床上约罗青长部长谈对台工作问题。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这是他最后一次找部门领导人谈话。
  周恩来始终坚持着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病中,他对关心他的亲属讲:“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他确实对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在病痛的折磨之中,他同邓颖超同声吟唱《国际歌》。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来微睁双眼,对病床前的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心里想的仍然是别人。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代伟人周恩来溘然长逝,终年78岁。“巨星殒落,人们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亿万人民和国际友人沉痛悼念周恩来。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的目标。

  “别说了,我娘听说你到季冢宰家赴宴,很是高兴,还怨我阻拦你呢!快点打扮吧!”曼父催促道。
  孔子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筋骨,拿起衣服要穿,不由又停住说:“从母做得不容易,我要洗个澡才能穿。”孔子从井里提了两筲水,把通身洗了个干净,穿戴起来,向水盆中照了照,和原来大不相同了:一件青色衣衫,一顶“章甫”帽,潇洒英俊,落落大方。
  曼父围着孔子转了一圈,说道:“应有一条带子,再配一块玉就更好了。”
  “扎一条白色的带子吧,我娘去世不久,白麻带子既是孝服,又雅致。”
  二人边说笑,边打扮,一会儿收拾停当。曼父嘱咐孔子要多留神,快点回来,免得他母子在家里担心。孔子一一答应,离开家门向季孙大夫家走去。
  相府前,人来车住,花团锦簇,彩带缤纷。孔子举步欲进,门内闪出一个人来,一把拽住了他:“请留步。”
  孔子抬头观看,不觉愣住了,这人不就是梦中所见的那个大汉吗?长相和自己差不多,只是年龄大几岁,貌相凶些罢了。此人和孔子长相相似,后来孔子险些因此丧命。此是后话,暂且不表。此人乃季氏家臣,名阳货,因其凶残如虎,所以人称阳虎。阳虎极善权谋,季平子控制了鲁昭公,他控制了季平子。
  孔子止步施礼道:“大人有何见教?”
  阳虎问:“孔丘,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季孙大夫飨士,我前来赴宴。”孔子答道。
  阳虎听后哈哈大笑,笑得前俯后仰,两眼流泪。孔子有些窘迫,浑身很不自在。
  阳虎嘲讽说:“季冢宰设宴招待名流,你也能来?”
  “我乃陬邑大夫叔梁纥后裔,焉敢不来!”孔子见阳虎无礼,不由得怒气上升,“我要见季冢宰。”
  阳虎不紧不慢地说:“堂堂鲁相,岂能见你!”
  孔子不等阳虎说完,竟自迈开大步,向里走去。
  阳虎忙上前一步,急转身,双手叉腰,迎面挡住门口,轻蔑地微笑着。
  孔子见恶狗挡门,不觉怒火升腾:“区区一家臣,竟然如此无礼!我乃鲁国名流之后……”
  “哈哈,你也是名流?”阳虎斗鸡似地逼上前来,“什么名流?是放牛的名流,还是吹唢呐的名流?冢宰今天是飨士,可不是施舍叫花子!”
  “你!”孔子正欲发作,院里走出一位长者,言道:“谁在门口喧哗?”孔子闻听,循声望去,此人正是季平子。他长得膘肥肉胖,五短三粗,眉眼难分,简直就是一堆走肉。孔子见季平子走来,忙上前施礼,正要说话,阳虎却抢上前去说道:“孔丘也要参加宴会,我让他快走,他竟和我纠缠。”
  季平子忙问:“孔丘在哪里?”
  孔子趁机上前施礼:“孔丘在此。”
  季平子仔细地打量着孔丘,伸手捋着胡须,眯缝着眼微笑道:“曲阜城里传颂你‘仁厚礼让’,我早有耳闻,怎么今天竟自来这里?”
  孔子见问,深施一礼说:“孔丘今来,非为一宴,而是要见大人,求您相帮,为国出力。”
  孔子的回答,很出季平子意料,问道:“我能帮你什么?”
  孔子彬彬有礼地说:“诗云:
  绵蛮黄鸟,(绵蛮黄鸟叫,)
  止于丘隅,(停在山丘角,)
  道之云远,(道路漫漫真遥远,)
  我劳如何!(我将如何受辛劳!)
  饮之食之,(周王赐我好饮食,)
  教之诲之,(周王教我勤王事,)
  命彼后车,(命令副车善驾御,)
  谓之载之!(载着贤者回朝去!)
  绵蛮黄鸟,(绵蛮黄鸟叫,)
  止于丘隅,(停在山丘角,)
  岂敢惮行,(哪敢畏惧远行役,)
  畏我不极。(唯恐难达目的地。)
  饮之食之,(周王赐我好饮食,)
  教之诲之,(周王教我勤王事,)
  命彼后车,(命令副车善驾御,)
  谓之载之!(载着贤者回朝去!)
  绵蛮黄鸟,(绵蛮黄鸟叫,)
  止于丘隅,(停在山丘角,)
  岂敢惮行,(哪敢畏惧远行役,)
  畏不能趋。(就怕不能走得疾。)
  饮之食之,(周王赐我好饮食,)
  教之诲之,(周王教我勤王事,)
  命彼后车,(命令副车善驾御,)
  谓之载之!(载着贤者回朝去!)”
  孔子吟罢,又施一礼,斯文地站立一旁。
  季平子高兴地点点头,心想,人传孔丘有“圣贤”之风,果真如此。他父亲去世后,孤儿寡母生活艰难,孩子能出落得如此,非等闲之辈也。若把他留下做我的家臣,是个难得的人才。想到此就说道:“真是名不虚传,以诗作答,酣畅得体,难能可贵。可叹满朝贵族后代,罕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了……”
  阳虎先是倒背双手傲视苍穹,既听季平子赞扬孔子,一股无名妒火蹿上心头,不等季平子把话说完,就喝令其他仆人:“将这孔丘轰了出去!”
  孔子这时并不激动,很平静地看着季平子。季平子向众人摆摆手,又向阳虎说:“就让他留下吧。”
  “留下他好呀!我们都走!”阳虎转身向众人一挥手,即向门里走去。
  季平子急忙拦住阳虎:“我是和你商量嘛。”
  阳虎头也不转,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站在那里。
  季平子看看孔子,又看看阳虎,摇摇头,“唉”了一声,转身向正堂走去。
  “客人入席!”阳虎见季平子走开,随即大声喊道。
  孔子见状,欲叫住季平子,但马上又停住了。他气愤地瞥了阳虎一眼,撩襟甩袖,转身走出季孙大夫家大门。听到阳虎及众仆人在背后的戏谑声,孔子加快了脚步,急急向家中走去。
  孔子回到家中,十分烦恼。曼父急忙赶来询问:“为什么回来得这样快?”孔子气愤地把赴宴的经过说了一遍,然后走到桌前,抓起竹简狠狠地向地上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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