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家,以色列总统卡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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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彝先生姓白,字肇伦,又名哲玛伦丁,1909年生于河南开封,回族。先生撰述繁富,讲学每多新解,可记的行事,可传的议论,都是大量的。我现在只能就个人所知,依照时间先后,写成事目,编先生学谱一卷,只能记其要,不能求其全。如果这篇《学谱》能对先生学术思想脉络的发展有所反映,对后之学者能起点指点门径的作用,那就是我最所希望的了。 

雍涛

    

        1928年,先生19岁,在上海《民国日报》4月23日《觉悟》版上发表了《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 这是先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当时,整理国故和全盘西化的争论很活跃。先生在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张中西并取。用其所长。后来在他所写许多文章中,还不断反映这种观点。 1929年,先生20岁,出版《开封歌谣集》。 先生早年对民间文学、民俗学就有兴趣,在歌谣集出版后,他还写有《中国古代的龙风龟麟崇拜》和《关于处女的迷信》、《五行家底歌谣观》、《殷周的传说、记录和氏族神》,《民俗学和历史学》等文章; 同年,在开封创办《晨星》半月刊,后迁北京改月刊。 这是以文艺为重点的文史方面的刊物,《河南日报》编辑部陈治策倡议创办,并任主编。先生担任一段时间的主编。这时,先生已写成《先秦思想界三大师》,论述孔老墨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他将其中的部分篇章在《晨星》发表。同年9月,先生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此后三年,在黄子通先生指导下,研究两宋哲学,发表关于朱熹的论文多篇,后又编《朱熹辨伪书语》一书。先生关于朱熹的论著,已发表者有《从政及讲学中的朱熹》、《朱熹对于易学的贡献》、《周易本义考》、《仪礼经传通解考证》、《朱熹底师承》等。先生还编有《朱子语录诸家汇编》148卷及其《序目》发表。 《朱熹辨伪书语》一书,由北京朴社193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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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先生26岁,创办《伊斯兰》半月刊,《大河杂志》和《新儿童》半月刊。先生在《伊斯兰》半月刊第4期发表《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这是先生申论回教史研究的重要性及收集史料应采取的步骤的第一篇文章。

  邓小平哲学,从哲学形态上说,主要不是以“纯哲学”形态出现的理论哲学,而是以方法论为特征的“应用哲学”,具有哲理性、中介性、应用性,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提供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指导。邓小平哲学,从哲学主题来讲,是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哲学”。它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初步地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论、发展目标论、发展动力论、发展模式论、发展战略论,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也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哲学,从历史地位来说,它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但它的基本概念、范畴、理论框架仍然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范围。

    摩西·卡察夫 (Moshe Katsav) 于1945年生于伊朗,1951年移居以色列。他青年时在以色列国防军中当通讯兵,后在希伯来大学学习经济和历史,并成为学运领导人。曾当过以色列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新消息报》的记者。他1969年当选为马拉凯市市长,1974年至1981年连任该市市长。1977年作为利库德集团代表当选为议会议员。1981年至1984年在利库德政府中任住房和建设部副部长,1984年至1988年在联合政府中先后任内政部长和劳工和社会事务部部长,1988年至1992年在沙米尔政府中任运输部长,1996年至1999年在内塔尼亚胡政府中任副总理兼旅游部长。

        1936年,先生27岁,在《禹贡》半月刊 5卷11期发表《从?罗斯战役说到中国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 这是先生所写回教史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2000年7月,作为利库德集团推选的总统候选人,卡察夫在议会总统选举中击败工党总统候选人佩雷斯,当选为以色列第8任总统,同年8月1日宣誓就职,任期7年。2007年1月,卡察夫向议会提出暂时停职的请求,以色列议会委员会批准将面临强*和滥用职权指控的卡察夫暂时停职的请求。同年6月28日,以色列总检察长马祖兹宣布,检方将不会以强*罪指控卡察夫,但卡察夫将承认性骚扰、妨碍司法等较轻的罪名。同日,卡察夫向以色列议会正式递交辞呈,辞职将在48小时后生效。

        1937年,先生28岁,为《禹贡》半月刊办了两个回教专号,其中有先生所写《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文,并有译文多篇。代顾颉刚先生为天津《大公报》写了星期论文:《回教的文化运动》、《中国交通史》出版。 7月,参加西北考察团赴绥远、宁夏、甘肃、青海,考察民族、宗教、水利。《回教的文化运动》一文,在北京、上海、宁夏等穆斯林集中地区影响甚大。《中国交通史》是先生发表的第一部专著,也是我国交通史方面的第一部著作。本书有牛岛俊作日文译本。1984年,1987年、1993年先后在上海,郑州、北京有翻印本。

   邓小平哲学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它的哲学基础,是贯穿邓小平理论各个方面的灵魂。深入研究邓小平哲学的性质、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对于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卡察夫曾于1993年和1995年9月两次访华。2003年12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

        1938年,先生29岁,在桂林成达师范学校教学,讲治学的材料和方法,主编《月华》。

 

        1939年,先生30岁,接受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在云南大学研究云南伊斯兰史,主持《云南清真铎报》和《益世报》的《边疆》半月刊。 这时,先生开始了云南回教史资料之比较系统的收集,开始了对云南重点人物赛典赤、瞻思丁、杜文秀、马复初等的研究。所收资料中,原始资料和传抄资料都颇为丰富,为回族史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条件。 1940年,先生31岁,在云南大学文史系讲学至1942年。先生开设的课程有中国上古史、中外交通史、中国史学史。这几门课程对先生来说,都是新开的课程。他一边学习,一边讲授,都能胜任愉快。

  (一)邓小平哲学是以方法论形态为特征的“应用哲学”

        1942年,先生33岁,在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讲学,开设春秋战国史和伊斯兰文化等课程。出版了《中国回教小史》和《咸同滇变见闻录》。《中国回教小史》是先生所写公开发表的回教史的第一种本子,字数不多,但反映了中国回教发展的整个过程,也是一本有开拓性的著作。

 

        1944年,先生35岁,又回到云南大学讲学,讲史学名著选读。

  人们在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时常常会问:邓小平有没有哲学?算不算哲学家?邓小平哲学是怎样的哲学?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什么是哲学和哲学家的问题。

        1946年,先生37岁,出版了《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在昆明五华书院演讲《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中国伊斯兰史纲要》是在《中国回教小史》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它不只是一本伊斯兰教史,从书中论述的各主要内容来说,并且是一部中国回族史。全书采取教材的形式,反映先生对历史教育的重视和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群众的思想。本书有法文译本。在五华书院的讲演破史书体裁风俗,另立新意,是先生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关于史学史方面的意见。讲词见《文讯》月刊1946年新10号。

 

        1947年,先生38岁,在苏州协助顾颉刚先生主持文通书局编译所编务。时,停刊已久的《文讯》月刊已于1946年1月复刊。 文通书局编译所有一个初步设想的出版计划,包含世界文学名著、文学丛书、医学丛书,少年儿童文库。计划因各种原因未能完全实现,但也出了-些好书。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何哲学都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因为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指导并最终决定着人们对方法的选择和方法论的研究。反过来说,方法论又支持和影响一定的世界观。我们说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但并不排除它们之间的差别和不一致的一面。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区别表现在:从对象上看,世界观研究的对象是外部客体的规律,方法论研究的对象是方法,它不仅要研究客体的规律,而且要研究客体对主体的价值关系,研究主体实现自己的目的应采取怎样的方法;从表现形式上看,世界观回答外部客体“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则告诉人们“怎么做”和“不怎么做”的方法;从评价标准上看,世界观评判的标准是真假对错,方法论评判的标准则是适用或不适用。

        1948年,先生39岁,在中央大学讲授中国通史。时,中央大学已由重庆迁回南京。同年,先生编辑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和校点的《天方典礼择要解》出版。先生在《月华》发表了《纯真篇义证》。 中央大学为中国通史开五个班的课。先生最初用缪凤林的《中国史要略》为教材,后来改用自己编写的讲稿。"义证"是《古兰经》的一个篇名。先生对本篇经文各种汉文译解加以评论,主张以经译经,以经解经,不要揣测。

 

        1949年,先生40岁。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先生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学,兼在地理系授课,用叶蠖生写的初中历史课本,课文简要而讲解详实,教学效果很好。从1949年到1966年17年之间,先生在历史系开了许多的课程,包含有春秋战国史、隋唐史、明清史、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历史文选、历史教学法、史学概论、历史唯物主义等。往往是同时开设两三门课程,并采用了多种辅助教学方式,如课堂讨论、学期论文、教育实习、历史晚会等。在努力教学的同时,先生的治学兴趣已逐渐比较集中于回族史、史学史、中国通史和历史教育。此后,先生对于这四个方面的论述都比较多。 1950年,先生41岁,发表了《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感》。这是先生所发表关于历史教育的第一篇文章。

  正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有这样的区别,哲学史上才会出现某些世界观和方法论背离的情况;也正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才给人们提供了在一定条件下单独研究世界观或方法论的可能性,人们才据此把哲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哲学(基础哲学或纯哲学),一类是应用哲学(部门哲学或哲学分支学科)。理论哲学着重于世界观即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研究。其特点是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思辨性。应用哲学则侧重于方法论的研究,即把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应用于各门具体科学或实际工作,解决其中带普遍性的问题,并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理论来。其特点是其有哲理性、中介性、应用性。它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对某一领域中最基本的关系作深入的分析,揭示其最深层次的本质和规律,在哲学与具体科学或实际工作之间设置中间环节,架起由此达彼的桥梁,为具体科学或实际工作指明方向,给人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指导。这种哲学分类的历史依据,可以追溯到哲学史上康德把哲学区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先例[1](第8-9页),其现实依据可以参照自然科学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围来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哲学编)、列宁的《哲学笔记》,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可以看做是理论哲学;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的《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等则属于应用哲学。纵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理论哲学只占一小部分,应用哲学占了绝大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把哲学原理应用于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自然科学和工人运动等各个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列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2](第557-558页)列宁的著作几十卷,大部分也是应用性的。毛泽东的著作,从已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来看,属于理论哲学的著作是少量的,绝大部分是应用性的,即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出的最大贡献。

        1951年,先生42岁,出版了《回回民族的新生》。本书从历史上说明解放前后回族政治地位之重大变化。同年,在《光明日报》创办了《历史教学》半月刊,发表了《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的结合》。同年,发表了《爱国主义与历史教学》、《开展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论关于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情况的宣传与学习》。 同年,发表了《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这是先生提出来的新问题,对当时史学界很有影响。

 

        1952年,先生43岁。为适应调整院校后课程改革的需要,先生组织青年教师成立中国史教学小组,集体编写教材,分头到各系讲课,解决了六个系的历史教学的共同任务,也帮助了本系青年教师的成长。 同年,出版了《回民起义》。 全书共4册,云南和西北各2册。云南部分是对《咸同滇变见闻录》的充实。西北部分是重新搜辑的。

  同上述两类哲学形态相联系,存在着两类哲学家:一类是专业哲学家,一类是革命家、政治家兼哲学家。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围来说,前者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苏联时期的米丁、尤金,中国的李达、艾思奇等,后者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

        1954年,先生45岁,发表了《论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王毓铨合著)。

 

        1955年,先生46年,发表了《明代的矿业的发展》。

  根据这种关于哲学和哲学家的区分,看一个人有没有哲学思想,是不是哲学家,不单是要看他有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著作是大部头还是小册子,而且要看他的著作、言论中是否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中国的孔子“述而不作”,他的《论语》是由他的学生记下的谈话录,老子的《道德经》也不过几千字,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毕生从事口头辩论,没有什么著作,只有由其弟子记录的一些对话,可是谁能说他们没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不是思想家、哲学家呢?我们也不能要求作为革命家、政治家兼哲学家的人同专业哲学家一样,更多地从事专门的哲学著述。意大利著名哲学家葛兰西说得好:“政治家往往也从事哲学的著作,但是他的真正的哲学恰好应该在他的政治论文中去找。”[3](第85页)如果职业革命家有专门的哲学著作,在理论哲学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应该称为名副其实的哲学家;如果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理论哲学方面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但他能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研究和解决具体科学或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取得了重大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概念、范畴,理论上有所创新,这应该承认是应用哲学,可以称为应用哲学家。邓小平虽然没有像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那样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他的哲学思想体现在他关于拨乱反正、全面改革的著作、言论之中,体现在他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之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献之中。尤其重要的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心问题,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道路、本质、动力、模式等互相联系的基本观点,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的某些基本观点。由此可见,邓小平是有哲学的。不过,他的哲学主要不是以“纯哲学”形态出现的理论哲学,而是以方法论为特征的应用哲学。这种应用哲学具有哲理性、中介性、应用性,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指导。邓小平有深睿的哲学头脑和哲学智慧,堪称我党在实践中运用哲学、运用辩证法的典范,可以算得上应用哲学家。这一点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他说:“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

        1959年,先生50岁,发表了《历史教学上的古与今》、《刘知几的进步的史学思想》, 《论青年教师进修的通与专问题》。

 

        1960年,先生51岁,发表了《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 本文谈了回族史上的四个问题和回族史工作问题。在谈到回族来源时,先生认为回族来源有多种不同的国外族源,但形成民族是在中国境内。这还是新的说法,而比较符合历史实际。 同年,先生还发表了《马端临的史学思想》。

  (二)邓小平哲学是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哲学”

        1961年,先生52岁,高教部文科教材会议决定把编写高等学校中国史学史教本的任务交给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华东师大,由先生和吴泽先生承担。先生开始考虑编写中国史学史的计划,并开始编印专门刊物《史学史资料》。《史学史资料》原为内部刊物,后改为《史学史研究》公开发表。 同年,先生发表了《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于序事中寓论断》,《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谈史学遗产》。

 

        1962年,先生53岁,出版了《学步集》。 
 
        1964年,先生55岁,出版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发表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由北京师范大学内部印行。 1965年,先生56岁,发表了《中国穆斯林的学术传统》。 本文是先生在巴基斯坦国际历史家学会上的讲演。后来,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文化讨论会又讲过一次,题为《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贡献》,内容大致相同。

  如前所述,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涉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但他的最大贡献还是试图解决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从主题来说,他的哲学是一种“发展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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