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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秦蜀文明之路,唐宋以来广德祠山大帝的神话故事考

广德现存最早的方志是明•嘉靖十五年(1536)《广德州志》(以下简称《嘉靖志》)和万历四十年(1612)《广德州志》(以下简称《万历志》),《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82期,彭州博物馆战国窖藏出土的虎纹铜戈、手心纹铜矛等青铜器展现着战国时期蜀地青铜文明的璀璨

原标题:《永乐大典》中的广德方志佚文(一)

原标题:唐宋以来广德祠山大帝的神话故事考(一)

原标题:彭州“青铜”见证秦蜀文明之路!

陈 骅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82期

近日,“秦蜀之路
青铜文明特展”在成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集结了来自成都平原、关中平原、汉中平原三地的青铜重器,共计250余件,包括来自彭州的珍贵文物10件,其中6件为国家一级文物。

《永乐大典》是明代永乐初年由内阁首辅解缙总编的大型类书,现今虽残存八百余卷,但保存了大量亡佚的典籍。《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从残存《永乐大典》中辑录出失传已久的地方志,有九百余种,其中宋元及其以前方志约一百八十余种,其余七百余种亦均为明代初期的地方志。仅从电子文档《永乐大典方志辑佚》pp.969~1079部分,即可查得宣城市属地的有《宣城志》《续宣城志》《桐汭志》《桐汭新志》《广德军志》《泾川志》《泾城志》《宁国县志》《旌川志》等志。《桐汭志》与《桐汭新志》则是广德县在南宋时期所编的方志,《广德军志》仅辑录一则,当也是明初以前的方志,这几部志书早已亡佚。我在主编《广德县志(1978—2005)》时,未见到过《永乐大典方志辑佚》,遗憾的是未能将涉广德的三部方志佚文编入《附录》中。

唐宋以来广德祠山大帝的神话故事考

丁希勤

历史上的祠山大帝发源于今安徽的广德县,唐宋以来广泛流布于皖、苏、浙、福建、江西等东南地区,“盖神之庙祀几遍江南”。目前学术界对祠山大帝的研究成果不少
,但对其神话故事的研究不多。祠山大帝有感生神话、东游神话、阴兵神话、化豨(豕)神话、诞辰神话、出生地神话、礼斗神话、埋藏故事等,具体展示了唐宋以来祠山大帝信仰的形成、发展与变迁情况。

一、唐代感生、东游神话与《魏书•序纪》之关系

祠山大帝的最早记载是唐代颜真卿书写于大历九年的《横山庙碑》。宋代重立《颜真卿横山庙碑》曰:

公姓张氏,黄帝之后,其先名秉,夏禹时人也,居鼎州武陵龙阳洲,地有白马湖、明月池。秉行山泽间,有神女自天而下,辎軿侍卫甚都,谓秉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既而曰:“明年今日,复会于此。”言讫而别。辎軿飘然,去如风雨。秉如期而往,果见天女以所生男授秉曰:“此君之子也,子孙相承,当世世血食吴分。”先时,天西大裂,有声如雷,有电如龙,识者谓必生神人,公果应之。长而奇伟,宽仁大度,喜怒不形于色,身长七尺,隆准修髯,发垂及地,深知水火。有神告以此地荒僻,不足建家,命行。有神兽前导,形如白马,其声如牛,遂与夫人李氏东游会稽,度浙江,至苕雲之白鹤山,山有四水会流其下,公止而居焉,于白鹤得柳氏,于乌程桑坵得赵氏为侍人。李氏亦梦天降红绡其身,既而生子,火光满室,陡生莲花。长而风神堂堂,仰观俯察,无不洞照云(今存于庙,其文止此,乃张兢辰润色者,洪兴祖重立。命行至如牛,张记无此十五字,东游作来游)。

颜碑内容与《魏书•序纪》有惊人的一致。《魏书•序纪》曰:

献皇帝讳邻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年衰老,乃以位授子。

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初,圣武帝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欻见辎軿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侍卫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寝宿。旦,请还,曰:“明年周时,复会此处。”言终而别,去如风雨。及期,帝至先所田处,果复相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养视之。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子即始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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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二者的神话部分几乎相同,《颜真卿横山庙碑》严重抄袭《魏书•序纪》。《魏书》乃北齐魏收所著,隋唐时开始流行,而据《祠山事要指掌集》记载《颜真卿横山庙碑》书写于唐大历九年,则抄袭《魏书》完全可能。《颜真卿横山庙碑》在宋代有两个版本,一是唐代的原始碑文,到北宋时有所损毁。第二个是宋代大观、绍兴年间在唐代颜碑的基础上经过张兢辰润色、洪兴祖重立的石碑。后者根据《魏书•序纪》对张兢辰润色的部分作了修补,加入“命行,有神兽前导,形如白马,其声如牛”的内容,很明显是抄自《魏书•序纪》。尽管洪兴祖认为“旧碑(颜真卿横山庙碑)末云新室之乱,野火隳其祠,建武中复立,则鲁公所刻盖东汉时碑也。”
但这只是一种猜测。按说东汉的碑文,则《魏书•序纪》抄袭了《横山庙碑》。一般来说,国史直接抄袭民间的可能性不大。至明代正统道藏《搜神记》祠山张大帝传中又加入了渤“字伯起”,与《魏书》作者魏收“字伯奇”谐音,可以说是明代进一步抄袭《魏书》的结果。《魏书•序纪》中只讲了两个神话,即北魏祖先的感生神话和献帝的南迁神话,因此颜真卿碑中也只有两个神话:祠山的感生神话与东游神话。

二、北宋阴兵、化豨神话与大禹治水之关系

祠山阴兵化豨最早出自北宋景德三年广德知军事成悦撰的《祠山广德王事迹》引“耆旧相传《灵应事迹》”曰:

王讳渤,清河张氏也。自江南割据,累经兵火,失其传记。惟本庙有古碑并耆旧相传《灵应事迹》共一卷耳,曾祖考亦不知其讳,祖讳秉,王生于前汉,吴兴郡乌程县横山人也。炳山岳之灵,抱神龙之德,始于本郡长兴县顺灵乡发迹,役阴兵导通流,东自长兴荆溪,疏凿圣渎,长十五里,岸高七丈,至广德界青林塘。仍于岸侧先开一浴兵之池,方三十余顷。寻广圣渎之岸,迤逦而西,至杜杭庙。又十五里,阔二十二丈至十五丈,总三十里,志欲通津于广德也。复于后村毕宅保小山之上枫树之侧为挂鼓坛。先时与夫人陇西氏密议为期,每饷至鸣鼓三声而王即自至,不令夫人至开河之所。厥后因夫人遗食于鼓,乌啄鼓鸣,王仍以为误而不至。夫人遂诣兴工之所,见一大豨役阴兵开凿渎河。王见夫人变形未及,从此耻之,遂不与夫人相见,圣渎之功息矣,遁于广德县西五里横山之顶。居民思之,立庙于山西南隅。夫人李氏亦至县东二里而化,时人亦立其庙。

从这里可以看出,阴兵化豨神话最初应出自“耆旧相传《灵应事迹》”。当时尚有“清河张氏”、“陇西李(氏)”的字样,而到北宋政和年间王安民作《灵济王行状》一文时就没有了,表明成悦一文抄自耆旧相传《灵应事迹》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并没有作较大的变动。《灵应事迹》与“古碑并”,所谓古碑,指的是颜真卿的横山庙碑,是北宋时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祠山碑文,表明《灵应事迹》大致与颜氏的碑文同时,至迟在北宋景德年间就已经存在了。从故事的内容看,它是抄袭了大禹的治水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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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顾起元曰:

夏后氏生而母化为石,此事之异,闻者说见《世纪》,盖原禹母获月精石如薏苡吞之而生禹也。《淮南子》云“禹生于石”,注谓“修已感石,坼胸而生”,故说者以为夏后生而母复为石。今登封东北十里有庙,庙有一石号启母石,应劭、刘安、郭璞、李彤、隋巢、王烱、王韶、窦革等皆云启母,历代崇祀,亦以为之。启母,按元封元年武帝幸缑氏,制曰朕用亊华山,至中岳见夏后启母石,云启母化为石,启生其中,地在嵩北。有少室姨神庙,登封北十二里,云启母之姨,而偃师西二十五里复有启母小姨行庙。《淮南子》禹通轩辕,涂山欲饷,闻鼓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忽至,见禹为熊,惭而去,至嵩山下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盖本乎此亊,正与广徳所祠乌程张渤疏圣河,夫人李饷至鸣鼓事正同,见《事实》及《桐汭志》、《漫录》等,故记以为大禹之化,厥有由矣。虽然启母之庙,顾野王、卢元明等又以为阳翟妇人。《嵩髙记》云阳翟妇姙三十月,子从背出,五岁入山学道,为母立祠曰开母祠,则又疑后母矣。按《遁甲开山图》又言上古女娲十九代孙大禹,寿三百六十岁,入九嶷山飞去,后化生于石纽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爱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代父治水,尧舜以其功如古大禹,乃赐号禹,此又与《世纪》之说异。

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秦、汉代的《世本》、《淮南子》等书早已有大禹化熊治水及相关神话传说。通过比较发现:祠山神话中的“天女”即大禹神话中的“女娲”,祠山神话中的“金丹”即大禹神话中的“启母石”,祠山神话中的“怀胎十四个月”
即大禹神话中的“十四月生子”,祠山神话中的夫人李氏即大禹神话中的涂山女,祠山神话中的小姨即大禹神话中的小姨子
,祠山神话中的化豨即大禹神话中的化熊。清代朱立襄曰:“祠山化豨凿渎,说者谓其本淮南子所称禹化熊通轘辕路涂山氏见而惭之之事,以傅会于祠山尔。”
唯一不同的是:大禹化熊,而祠山化豨。熊与豨之区别在于:大禹治水,旨在止水,熊是狗之一种,属性为戌,五行为土,土克水,是对治水的演义。祠山凿河旨在通流,豨为豕为猪,属性为亥,五行为水,是对水神的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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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祠山的早期神话有感生神话、东游神话、阴兵神话和化豨神话。前两个神话来源于《魏书•序纪》,以颜真卿《横山庙碑》为标志。后两个神话来源于大禹治水,以耆旧相传《灵应事迹》为标志。但颜真卿的横山碑中并没有提到到阴兵和化豨神话,耆旧相传的《灵应事迹》也没有提到感生和东游神话,二者基本上无相互交涉的内容。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我认为应是《灵应事迹》形成在前,由民间世代相传汇集而成,而横山庙碑发生在后,由精英人士根据史书创作和补充的结果,相当于民间修谱时追述先人的历史。

(作者系池州学院皖南民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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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德现存最早的方志是明•嘉靖十五年(1536)《广德州志》(以下简称《嘉靖志》)和万历四十年(1612)《广德州志》(以下简称《万历志》),这两部志对于广德以前有无方志、编纂情况,都没有记载。《嘉靖志》后,万历年间郡人李得阳曾修《广德州志十卷》(《明史•艺文志》有记载)未付刻。万历四十年由州守李得中、学正李日滋、训导徐文渊修纂成《万历广德州志十卷》,该志云:“仍中丞(得阳)志稍加润焉”,“两月竣事,有李(得中)自序及宁序”,但对南宋及明初以前修志书情况缺乏记载。广德籍万历乙未年(二十三年,1595)进士宁瑞鲤序《万历志》云:“宏(弘)治、嘉靖两志如霜林残叶,盖亦缺久矣。”故宁瑞鲤断言:“广德故无志。”(1)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广德州志》,缺十余卷,也缺少这方面记述。

此次参展的青铜器具有数量多、等级高、种类全等特点。彭州博物馆战国窖藏出土的虎纹铜戈、手心纹铜矛等青铜器展现着战国时期蜀地青铜文明的璀璨,陕西宝鸡出土的覃父癸爵与彭州竹瓦街出土的覃父癸觯的铭文风格和内容完全一致,反映出古蜀与周王朝的密切联系,器物不仅展示了彭州古蜀文化的厚重,更印证着该时期秦岭南北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直至清乾隆五十七年,胡文铨修、周广业纂《广德州志》(以下简称《乾隆志》)在卷首《广德州属旧志目》中,方首次列出《桐汭志》与《桐汭新志》及《宏(弘)治广德州志》三部志书名,有无《广德军志》,也无只字记录。

《乾隆志》在《桐汭志》条目下书:“宋郡守赵亮夫序。见王象之舆地碑记目,不著撰人〔案〕《南畿志》修於明嘉靖十三四年间,尚引此志,则其亡失当在《邹志》(系指嘉靖丙戍(五年,1526)邹守益纂《广德州志稿》)告成后也。《江南通志》所引有《桐川志》文,与《桐汭志》同,意有异名欤?亮夫知军在淳熙十一年(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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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桐汭新志二十卷》条目下书:“宋绍定五年(1232年)教授钱塘赵子直撰,太守林棐序。见陈振孙《书录》解题。〔案〕周秉秀於嘉熙己亥(1239年)纂《祠山事要指掌集》引之。亦作《桐川新志》志,此与《桐汭志》虽俱逸,而名不可没。宁瑞鲤序《李得中志》(系指明万历二十年李得中修《广德州志》二十卷)直云广德故无志,非也。”

覃父癸爵

从上述记载,可知:南宋淳熙与绍定年间,广德军曾各修过一部地方志,到明嘉靖十三四年间渐都亡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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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父癸觯

清光绪七年《广德州志》(以下简称《光绪志》)全志基本上是全盘照录《乾隆志》,文字略作删减,再增添自乾隆五十七年后至光绪初年的情况编纂而成的。同样,对《乾隆志•广德州属旧志目》的原文也全盘照录。但在《嘉靖志》、《万历志》十卷、康熙《广德州志》二十卷、乾隆四年《广德州志》三十卷各条目中,先录《乾隆志》原文,后又分别加上邹守益丙申年(十五年,1636)《广德州志序》、李得中万历壬子年(四十年,1612)《广德州志序》、杨苞康熙七年(1668)《广德州志序》和李囯相乾隆四年(1739)《广德州志序》,以补充说明志书编纂过程。这也清楚表明《光绪志》是认可《乾隆志》的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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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修志两部。均取《乾隆志》之说。1996年11月版《广德县志•历代修志纪略》:“宋淳熙《桐汭志》 南宋淳熈十一年(1184)知军事赵亮夫序,纂者佚名。书早佚。宋绍定《桐汭新志》 南宋绍定五年(1232)教授赵子直纂,知军事林棐序,20卷。书早佚。”

2013年6月版《广德县志(1978—2005)》的《历代修志记略》:“〔宋〕淳熙《桐汭志》南宋淳熈十一年(1184)知军事赵亮夫序,不著撰人。据清志记载,该志於明嘉靖十三四年后佚。〔宋〕绍定《桐汭新志》南宋绍定五年(1232)教授赵子直纂,知军事林棐序。〔案〕周秉秀於嘉熙己亥(1239年)纂《祠山事要指掌集》曾引录。亦称作《桐川新志》。书早佚。”

展览集结了三个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讲述了青铜时代地域间的差异与交流。青铜作为人类冶金史上最早的合金,是文化的标志、文明的象征。而青铜礼器作为礼制的象征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中国青铜文明独特的文化符号。和彭彭一起领略一下展览中这些青铜重器背后辉煌的青铜时代吧!

《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桐汭志》收录佚文较多,依次为:山川3则,官署、仓廪、宫室、古迹、人物、祥异各1则、诗文3则,计12则。条目所记均应是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以前之事,但有2则应属《桐汭新志》,误编入《桐汭志》。《桐汭新志》收录了土产1则、人物5则,计6则。所记应是南宋绍定五年(1232)以前之事。《广德军志》1则。为研究与明、清《广德州志》与这19则佚文的关系及佚文史料价值,下面将分种类型逐条与现存较完整的明、清四部地方志进行比对。

一、《桐汭志》与明、清志书均作记载,内容大致相同,仅有详简差异。

何以为尊

1.《桐汭志•人物》:“李彭年,字元老,郡人也。绍兴八年,举进士第。调铜陵尉。初戚方入境,父母殁於贼兵,彭年追慕不已。郡守洪兴祖尝表称之曰:‘伏见土居官李彭年,言行有常,乡里称孝。昨者贼兵入境作过,彭年二亲相继被害,冒犯白刃,收敛营葬,追慕哀恸,人不忍闻。除丧累年,疏食水饮,誓终此身不食酒肉。语及其亲,悽怆泣下。自兵戈以来,习熟见闻孝养废阙不能如礼者多矣,彭年独躬行之,出於至诚,可以激励风俗。’朝廷嘉之,勑赐旌表门闾,官至镇江府教授。今旌表犹在石磴山之旧居,号其里曰旌孝。”〔册一百四卷一○四二一页一〕

我有中国

《嘉靖志•孝义》无李彭年记载。《万历志•孝子》:“李彭年,绍兴间进士。父病笃,彭年割股肉囗囗以进,父病遂愈。事闻高宗,旌表其都月旌孝都。乡人积土于门,质以黄饰以白,时人呼为孝义堆。”《乾隆志•孝友》记写了李彭年事迹,但较简单,除去引录文献用小号字的说明,仅47字。《光绪志》照录《乾隆志•孝友》原文。

何尊,西周

两相比较,《桐汭志》记载要详细一些。对李彭年任官“镇江府教授”,明、清志《人物传》只字未提,《光绪志•卷末•补正》:“李彭年为镇江府教授”。

1963年宝鸡县贾村塬出土

《桐汭新志•人物》收录了5人,均应为宋代广德军知军事。有2人在《桐汭志》与明、清《广德州志》中均有记载。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2.《桐汭新志•人物》:“赵彦悈,承议郎,嘉定十一年十月到,十五年十二月滿。作成学校,行乡饮酒礼,以示风化。仍立为善斋,教导宗子,创置田产,以资瞻养。重建桐川、山光二楼,移建横塘。”〔册二百一四卷七三二三页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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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志•名臣传》:“赵彦诚,宁宗嘉定十一年由奉议郎出知广德军,兴学校,重乡饮,立为善斋,以教宗子,置田产,以瞻生徒。士子多赖焉。”《万历志•名宦》:“赵彦诚,宁宗嘉定十一年由奉议郎出知广德军,兴学校,重乡饮,立为善斋,以教宗子,置田产,以瞻生徒。政泽甚溥,士子德之。”《乾隆志•宦绩》:“赵彦诚,嘉定中由奉议郎知广德军,兴学校,重乡饮,置田产,以瞻生徒。立为善斋,以教宗子,政泽甚溥,士民德之。”《光绪志•宦绩》所记同《乾隆志》。

《桐汭志》所写赵彦悈,在明、清志查无此人,但有“赵彦诚”,
其任广德知军事时间相同,事迹也相似,其名字中仅差一字。同一时间内,同一地方,不可能有两个人当郡守。故推断:赵彦悈与赵彦诚,当为同一个人。究竟熟记写错、熟记写对,现已无从查校。对所记述内容,明、清志与《桐汭志》所记基本相同,只不过对“重建桐川、山光二楼,移建横塘。”事迹却未书。

1963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了一件伟大的青铜器——它是中国西周早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礼器,被大家称为“中国”之源。为何说它是“中国”之源?当年,在出土之后,经过清除泥土和锈迹,专家们在何尊底部发现了一篇12行共122字的铭文。这篇铭文记载了文王受命、武王灭商、成王完成武王遗愿营建成周洛邑的重大历史事件,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中国”一词最早的记载,是指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在此之前“中”和“国”两字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中很常见,但作为一个完整的词组却是首次出现。

3.《桐汭新志•人物》:“林棐,朝奉郎,绍定四年七月到任。修復经界,釐正版籍,移建贡院,改闢簽厅,增筑三堤,创仁政阁,修仁政桥,请度牒四十道,鼎新广惠显应阁朵楼、献台,从祠神像,及东南两门廊庑四带。奏蠲两县逃苗六千九百四十八石九升六合,代输積欠苗税十一万七百余贯。五年六月,磨勘转朝散郎。九月,处州申前任丽水经界,推赏转朝请郎。六年三月,本军两县经界结局,得旨特与转行两官,六月授朝散大夫。”〔册二百一四卷七三二四页九〕

《嘉靖志•名臣传》:“林棐,绍定四年由朝奉郎出知军事,为政宽简,奏蠲两县逋租一万五千二十六石。代输积欠一十一万七千余贯。民甚戴之。尝修桐汭新志二十卷。”《万历志•名宦》:“林棐,绍定四年以朝奉郎出为知军,政崇宽简,嘗奏蠲两县逋租一万五千有奇。代输积逋十一万七千余贯。民爱戴之。公余修桐汭新志二十卷。”。《乾隆志•宦绩》:“林棐,绍定四年以朝奉郎知广德参军,为政宽简,奏蠲两县逋租一万五千余石。代输积欠十二万贯。民披其惠。”《光绪志•宦绩》所记同《乾隆志》。

《嘉靖志•名臣传》与《万历志•名宦》记写林棐简传时,均书“修《桐汭新志》二十卷”,
说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是知道有《桐汭新志》的,不知为何郡人宁瑞理要下“广德故无志”
的断言?《乾隆志》是肯定《桐汭新志》的存在,但作《林棐传》又删去了这一史实。

何尊的造型同时也透露出“狞厉之美”。自上而下的纹饰以动物为主题,作为沟通天地的媒介,腹部为饕餮纹,高浮雕的手法让饕餮巨目裂口,粗大的卷角翘出器外,有腾跃欲食的动感,神奇威严。下部为周人崇拜的凤鸟纹,以云雷纹填地,疏密有致,纹饰严谨,静立的何尊散发着谲秘、威仪的气质。何尊的伟大在于它的铭文价值,仅仅两个字,记录了辉煌的历史,承载着“中国”的文脉。这些写着先祖的字迹成为数千年后写给亿万中国人的信。如果你想重新认识“中国”二字,不妨到成都博物馆一睹何尊风采。

4.《桐汭志•详异》记写的是县境麦“一茎四穗”:
“绍定元年四月,瑞麦生於县境,一茎四穗。郡守袁君儒图而上之,因刻石置於县治。”〔册一百八八卷二二一八一页十二〕

《嘉靖志•祥异》无记载。万历《万历志•瑞应》也无记载。《乾隆志•祥异》:“《门志》:理宗绍定元年,建平县麦一茎四穗。《通志》作‘广德’。案:《门志》曰四月八日瑞麦云云,麦之生难以日记,故去之。《县志》:知县袁君儒图上之,刻石县治。”《光绪志•祥异》所记同《乾隆志》。

青铜之光

《桐汭志》与明、清《广德州志》所记写内容相同。要指出的是:该則内容应辑入《桐汭新志》,《桐汭志》是淳熙十一年(1184)
编纂,不可能写绍定元年(1228)的事。另,广德其时为军,建平县属广德军,故写为“瑞麦生于县境”,袁君儒“刻石置于县治”,当为县令,故也不宜冠“郡守”官銜。

文明交汇

二、明、清志书记载条目相同,内容有差异。

亚伐方罍,商代晚期

1.《桐汭志•山川》:“苦岭,在清流县南六十里。建炎间,戚方兵入郡境,朝廷调岳飞讨之,方遂南遁至苦岭,恶其名,知兵必败。时飞兵失道,遇一田父,引至贼营,遂大破之。”〔册一百二二巻一一九八○页二〕

1976年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出土

《桐汭志》记的是南宋建炎年间岳飞奉诏战戚方之史。记述文字中有一处错误,云“在清流县南六十里”。据《宋史•岳飞传》与嘉靖《广德州志》载,岳飞战戚方,系发生在广德与浙江安吉县交界处的苦岭关。岳飞战戚方不可能在清流县南六十里的苦岭。又据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的缪荃孙校辑《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逸文》载:“滁州清流县,本秦建阳邑,属九江郡,宋改新昌,开皇中改为清流。”《宋史•地理志》:“滁州永阳郡,建炎间置……领县三:淸流、全椒、来安”清流县是宋代滁州永阳郡一个县,与广德的苦岭关相距甚远,也无关连。此处当是抄写笔误。应将“清流”改为“广德”。

洋县文物博物馆藏

《嘉靖志•关梁》:“苦岭关,在州治东南七十里。正德十二年孝丰贼汤、许为乱。知州周时望、判官况照躬率民兵於此禦焉。”《万历志•关梁》,“苦岭关,在州治东南七十里。正德十二年孝丰贼汤、许为乱。知州周时望、判官况照躬率民兵守此以禦焉。亦险隘区也。”《乾隆志•名迹》、《光绪志•名迹》,所附述文字同《万历志》,但将“孝丰贼汤、许为乱”改为“孝丰剧贼汤毛九为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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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志都记写了苦岭,地名虽是同一个,《桐汭志》列入《山川》,所附记为岳飞战戚方之历史。明志列入《关梁》,清志归入《名迹》,有提高地名档次之意。明、清《州志》记写的内容相同,均为明正德年间知州周时望率民兵抵禦孝丰贼之事。《桐汭志》与明、清《州志》均记录了历史,两个朝代不相同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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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何尊”,本次展览中的“亚伐方罍”(léi)器型完整、纹饰精美,十分引人注目。从文献中得知,罍可以用于盛放酒水,是古时用于祭祀的重要礼器。

2.《桐汭志•山川》:“东亭湖,在朝阳门外三山里。按《祠山显应集》,张王始於长兴县顺灵乡役阴兵导通流,欲抵广德县东。自长兴荆溪凿河,俗呼为圣渎。仍於岸侧先开一浴兵池,方三十余亩,寻广圣渎之岸,迤逦而西,志欲通津于广德。复於后村毕宅保小山之上枫木之侧为挂鼓坛,鸣鼓则饷至,功未遂而遁於横山。今圣渎之河涸为民田,岁富仓箱,其利尤博。浴兵之池为东亭湖,灌溉滨湖之田仅万顷,菱莲间岁不种而生。至於掛鼓坛,禽不敢栖,蚁不敢聚。”〔册二十巻二二七○页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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