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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共党员眼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制墨的开挂史

南开的课程追求实用和应用,⊙文章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地道风物(ID,一个日共党员眼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原标题:张伯苓的南开:学科实用、课程实用、调查实用、人才实用

原标题:中国人制墨的开挂史

原标题:一个日共党员眼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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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刘柠

▲20世纪初的张伯苓。图片来源:今晚报

墨工为墨描金 摄影师/ 张建平

1956年3月,一个日本人携眷来到中国,从此一住18载,其间无法回国。夫妇更名改姓,乔装成中国人,以“国家干部”的身份,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史上前所未见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实验中,改造思想。从整风、反右、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直到在文革中,自己也被打倒。中日建交后的1973年12月,才辗转回到自己的祖国——整个壮年时代都留在了中国。如此传奇不是传说中的日共“延安派”或日籍八路军,而是发生在战后中日间的一段真实的故事。

摘要:南开的课程追求实用和应用,追求服务社会,解决中国本土的问题。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川口孝夫(Yoshio
Kawaguchi),1921年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士别村(现士别市)的一个农家,高小毕业后在家乡务农;1943年,应征入伍,服役于帝国海军横须贺部队。1945年8月,日本战败,川口在香港成为英军战俘,被短暂收容于战俘营。11月,复员,回乡继续务农,同时参与农民运动和日共策动的武装斗争。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村上国治(日共札幌地区委员会委员长),并由村上介绍,于1947年(或1948年)加入日共。1951年,在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机关军事部门工作。1953年8月,调到日共东京都委员会,因“白鸟事件”的关系,被分配到党的非公开部门。1955年7月,日共召开六中全会,两派(国际派和所感派)统一,党的活动全面公开化(此前为半合法、半公开化状态)。1956年3月,应组织上要求,离开日本,赴中国——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流放。

──教学实业化,学科实用、课程实用、调查实用、人才实用。

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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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的“土货化”教育思想,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学为实用。用如今的流行话语形象描述,就是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用导向,南开在教学中从四个方面着手实业化。

⊙文章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地道风物(ID:didaofengwu)。“地道风物”是来自《中国国家地理》。旗下的原创内容公众号,这里汇聚了一群热爱山川美食的人,立志于“寻访最佳物产、捕捉匠心民艺、分享最本真的生活方式。”

1997年12月,川口孝夫先生(中)在北京同张香山(左)先生、刘迟先生合影

其一,学科构建实用。

在墨的历史中,有“天然墨”“人造墨”两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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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是私立学校,师资和经费不能和清华、北大比肩,没有实力也没有意愿建立大而全的学科,“避虚就实”、“避文就工”成为务实的发展策略。

“天然墨”时期,那时候还没有文字,更没有史官,史料也就无从谈起。

缘起:“白鸟事件”

20世纪30年代初,南开大学相继成立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经济学院,均着眼于服务国计民生。南开在中国大学中较早设立这些应用研究部门,“以大自然为教室,以全社会为教本,利用活的材料,来充实学生之知识,扩大学生的眼界”(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为推动天津经济发展和振兴民族工业发挥了显著作用。

传说,六七千年前,祖先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农耕生活方式,他们沿河定居、种植粮食,一派欣欣向荣,开始制作陶器储存粮食。出于图腾信仰或自然崇拜,他们常在陶器上涂画各种纹样,祈祷来年丰收

1952年1月21日,晚7时30分许,在北海道札幌市南六条西十六丁目的马路上,札幌市警察署白鸟一雄警部骑自行车回家途中,遭另一辆从身后追赶上来又并行一段的自行车的骑车者射杀。白鸟警部当场倒地死亡,犯人骑车逃遁。这就是日本当代史上的“白鸟事件”。

南开又相继成立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天津研究会、科学研究会、数学研究会、科学研究会、讲演、新剧、体育、敬业乐群会等团体组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闻名全国的“一会两所”:东北研究会(前文已述)、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

这时候祖先涂画用的就是天然墨,多是活动中发现可留下色彩痕迹的植物或者天然矿石

如果是一起普通刑事案的话,也许根本构不成“事件”。而“白鸟事件”作为发生于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后期的一桩典型的政治谋杀,具有多重背景,背后有复杂交错的利益纠葛。被暗杀的白鸟一雄其人,战时曾从事过以镇压左翼社运为目的的“特高警察”活动,战后作为札幌警署的警备科长,负责半合法化的日共的对策,对赤色分子镇压没商量,被日共看成是“凶恶的敌人”。同时,作为治安警察,白鸟还负责治理管片的“风纪”问题,工作上与一些色情营业场所联系频密,颇吃得开。遇害的那天下午,还曾去过一间叫做“紫浪”的酒吧,然后又去了两家窑子。

何廉教授带领南开经济研究所编纂经济学教科书,在中国最早系统规范经济学领域中的术语,为教育部的国立编译局“制定中国经济学正式标准化术语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薛进文、侯自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现代启示》)。对外发布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上海外汇指数等,迅速成为南开独具特色的品牌研究。“南开指数”享誉海内外,成为后来者研究民国经济活动的权威史料。

等到人类跨入文明时期之后,文字就逐渐出现了。祖先们开始著书立传墨也随之迎来了它的新篇章

1949年至1950年,日本政府根据美占领当局(GHQ)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搞“赤色整肃”(Red
Purge),将大批日共分子及其同情者开除公职,日共面临空前的压力。1951年10月,日共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五一纲领”(即“军事方针”)并付诸实施。在日共的策动下,各地革命风起云涌,以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山村工作队”遍布全国,一时间日本列岛“武装蜂起”,不无燎原之势。仅在北海道一地,就发生过以红色信号灯迫使运煤车停车,然后唆使市民哄抢车载煤炭的“红灯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门前,一群非固定雇佣劳动者一边静坐,一边高呼“我们要年糕”的示威等事件,均遭警方的严酷弹压,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党员多数被捕。对此,北海道地区的日共组织给包括白鸟一雄在内的“侩子手”们寄送了数以百计的写有威胁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展开了营救斗争。

应用化学研究所与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公司等建立联系,实行合作互助,提供技术支持,“以我之学识,易彼之经验”,走在中国高校“产学研”一体化实践的前列。例如与永利制碱公司合作,开“校企合作”之先河;辅助天津爱国实业家赵雁秋创办利中制酸厂,打破日企对华北市场的垄断等。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白鸟事件”,日共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嫌疑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美占领当局,还是日本政府,对日共其实都有种除之而后快的心理,而“白鸟事件”刚好为当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镇压口实。受事件的牵连,逾50名日共党员及其外围分子被逮捕;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杀,或出狱后离奇死亡;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承认与事件的关联,并在成为检方证人后脱党;10名党员虽然幸免于被捕,但被认为与事件有关,因而被迫流亡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由化学家、南开大学时任校长杨石先领衔的应用化学研究成绩斐然,在很长一个时期,南开大学发明的农药几乎占中国农药品种的1/2以上(张宝敏《近代教育家的光辉典范──张伯苓》)。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南开大学,首先参观有机农药“敌百虫”车间和“马拉硫磷”车间,详细询问工艺流程及生产情况,又参观“离子交换树脂”车间和“硝酸钍”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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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主谋”的村上国治,于1952年10月被捕。尽管本人始终宣称无罪,但1963年10月,仍被最高法院以谋杀罪判决有期徒刑20年。村上于1977年刑满出狱后,要求重审此案,但被司法当局驳回。1994年11月,在位于琦玉县的家中被烧死。关于起火的原因,警方至今未给出确切的说法。

喝水不忘挖井人。应用化学的深厚研究基础,是张伯苓长期主持南开时就夯实的。


发掘于陕西西安半坡村的鱼面人纹彩陶盆,红色圜底盆上绘制有黑彩鱼纹,半坡人可能就把鱼作为图腾。图/源自网络

在逃亡中国的10人中,2人客死大陆;7人在中日恢复邦交后回到了日本;而事发时系北海道大学学生的鹤田伦也至少在20世纪末仍滞留在北京(近况不详);川口孝夫夫妇也是其中的两位。

其二,课程设置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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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口本人开始本无意去中国,他认为自己既与“白鸟事件”并无“直接关系”,则“根本没有理由流亡中国”。但被组织上(日共中央统制委员尾田茂穗)告知:“你不去中国也行,作为代价,必须脱离党组织,如果这样的话,即使以后你被逮捕,也与党组织无关。”川口为了能在呆在日本国内,曾打算脱党,但表示“不过纵然退党,我也打算在日本的革命运动、群众斗争中战斗下去”。不料,一段时间后,组织上又向他提出去中国的问题。但由于此前已经明确过“没有流亡的理由”,“所以此次不以流亡作口实”,而是改口说:“你去北京工作。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工作结束后就回国。此外,因为是去工作,带上你的夫人一块去。”于是,夫妇俩信以为真。1956年3月,在组织的一手安排下,从烧津港乘小型渔轮“第一胜渔丸”赴中国。此次行动也是“人民舰队”计划的一环。所谓“人民舰队”,系指1950年代日共基于武装斗争路线,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有计划地组织日共党员向中国和朝鲜偷渡,偷渡用船(多为渔船)统一编队调度。据资料显示,以这种形式偷渡到中国的日共方面人士达数千人,其中包括野坂参三、伊藤律等党的领导人。

南开的课程追求实用和应用,追求服务社会,解决中国本土的问题。以文学院为例,便是“以政治经济为主干,以历史哲学及教育心理三系附之。如此学生即可专其所学而致实用之效”。(侯杰、秦方《“南开之父”张伯苓》)


殷商时期占卜用的甲骨上,不仅有用利器刻画的文字符号,还有用毛笔书写的朱文墨书。可见,殷商时期,祖先已经熟练运用天然墨。供图/视觉中国

近60年来,围绕“白鸟事件”的背景和“真凶”问题,日本国内始终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大量的书籍、材料(如著名作家松本清张的非虚构作品《日本的黑雾》等)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被认为是“当事者”的日共分子的自然减员和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守口如瓶,尤其是日共中央始终固守事件之初的“公式表态”,除此之外便三缄其口,不置一词,更拒绝公开有关的历史档案,使这一历史悬案更加扑朔迷离。虽然在司法层面,案件已然“审结”,但疑点颇多,问题重重,作为历史事件,还远未到“揭盖子”的时候。

全校课程的顶层设计,则是“一方面开设有关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或追踪当代学术发展的课程”,如“当代中国政治问题”、“中国经济问题”、“乡村建设概论”、“西洋文学当代人物”、“化学问题之研究”等;“另一方面增强应用性课程”,文科各系增加“公文程式”、“新闻习作”、“讲演术”等课程,商科加强商业金融实践训练,增加“办公室管理”、“人事管理”、“售货学及广告学”、“工商实际问题”等课程。(薛进文、侯自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现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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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社会调查实用。


战国中晚期的“清华简”在秦之前被埋入地下,躲避了秦时“焚书坑儒”的灾难。用笔墨书写的部分竹简上还画有名为“朱丝栏”的红色格栏。图/源自网络

五一庆典和“人民大学分校”

张伯苓在《今后南开的新使命》中说:“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一方面要使人民具有组织的能力、合作的精神,一方面要使人民有政治常识,了然于世界大势,对于各种关系本国切身利害问题,尤当实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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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中国的时候,川口孝夫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动。来到解放的新中国以后,我切身体会到一种仿佛头顶的石头被搬掉的解脱感,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差异”。

1926年秋,南开成立“社会视察委员会”,开辟第二课堂,对学生进行实践教育。开展社会调查的主体有三个,分别是大学部、高中部、初中部,侧重不同。“大学部由各科教授领导学生调查各问题,具体方案由调查委员会决定;高中部注重调查各种社会制度及机关(比如法院、商行、工厂等);初中部则重在视察自然界现象。”(王木春《张伯苓:教育“在于造成完全人格”》)


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的《人物龙凤图》帛画,画有一龙一凤正引导墓主人升天的景象,战国时期人们已经熟练用墨作画。图/源自网络

抵京不久,正赶上1956年的五一劳动节,“这是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里度过的五一劳动节,我心中涌起由衷的喜悦”。当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来宾莅临天安门城楼的时候,站在广场上的川口一边“听”着城楼上面宣读的庆祝大会祝词,“由于没有翻译在身旁,我听不懂内容。然而,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流贯全身,泪水涌了出来。把解放后举国欢庆的中国的五一劳动节同象征着‘血腥的五一’的日本的五一劳动节相比较,我感慨万千”。

南开的社会调查有声有色,“组织学生到天津市各大银行实习,调查津埠商业贸易,主修农业经济的到河北省定县,参加晏阳初创办的平民教育工作”(梁吉生《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抗战之前,南开学生共调查天津100多个单位,涉及工交、文教、金融、司法、军队、外国租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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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川口为社会主义中国五一节的盛况而感动不已的同时,日共开始了对他的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与“白鸟事件”的关系,二是与志田派(以志田重男、德田球一、野坂参三为代表,又称所感派、主流派)的关系。随着1956年1月,前日共军事委员长、被看成是“极左冒险主义”代表人物的志田重男的下台,志田派受到清洗。当时作为日共代表驻北京的袴田里见在1950年日共分裂时,属于国际派(由宫本显治、志贺义雄为代表,又称反主流派)。对他来说,川口是反对派的人,需要“抢救”。审查的方式,是袴田的部下、中国籍日共党员罗明一周一次来川口下榻的中联部招待所,在反复听取川口的陈述后,再让他写成报告。报告内容与前一次陈述稍有出入,“便会受到喋喋不休的责难”。川口觉得,如此审查,实无异于“侮辱”,后悔不该来中国。审查虽然持续了两个半月之久,但对方(审查方)几乎一无所获。

其四,培养人才实用。

史无前例的“**松烟墨”**

6月,川口被罗明告知要去北京郊外的“学校”。甫一抵校,就被校长连贯告之:“形势没有根本的变化,不能回国。”川口确认何谓“形势的根本变化”,连回答说,即“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形势变化”。至此,川口才明白,驻北京的日共机关对自己做出如此命运攸关的决定,却不直接告之本人,而是通过中方来知会。而所谓“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云云,纯属欺骗。在京期间,连袴田的影子都没见过。“此时,我想索性豁出去了,心中充满被党所算计而产生的满腔怒火。”

衡量南开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学生就业和贡献。张伯苓实在,把大学比作“造人才的工厂”,把学生比作“货”。“工厂造人才,在社会有用,前途就很大了”。

周宣王时期,不知道是谁破天荒地在《述古书法纂》中写下一句:“邢夷始制墨,字从黑土,煤烟所成,土之类也。”

学校位于北京西郊,名义上叫“中国人民大学分校”,实际上是由中共、苏共和日共合作开设的旨在培养日本革命干部的培训机构。行使管理之责的是中方,校长由中联部副部长连贯兼任;教学和科研由中方教师和日方助教来担当;而教学的实权则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川口进校后发现,学校里有很多穿中山装的日本人,不少人还认识。后来才知道,这里的日本人大致有几类:1、抗战期间参加过八路军的人;2、在满铁公司呆过的战前左翼人士;3、1950年以后由日共从日本国内遣送过来的人;4、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解放军的人;5、解放后留在中国的人。

对南开的“货”,他很有信心:“塘沽永利(注:指永利制碱公司)、久大(注:指久大盐业公司)已经承认我们的货了”;“我们南开工厂造人才,本地销路不少,别处多销也好。”在一次开学典礼上,他说:新来的学生很多,为什么来?不是要点什么嘛?要什么?要职业,南开“货”,十成里有九成以上都就业了。(李冬君《张伯苓是怎样办南开的》)

就成了现存史料中关于墨的最早记载,这个叫“邢夷”的人从此名垂青史,被膜拜为“制墨祖先”

校舍建在一片由围墙隔开的田地上,门口有士兵站岗,完全与中国社会现实隔绝,宛如“桃花源”。生活很奢侈,餐桌上每餐必有上乘的鱼、肉,红肠、咸鱼籽等也常见,各种酒都有卖的。“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校园里到处聚集着醉醺醺的人们。”川口刚来时,对中国的实情还懵懂无知。后来接触到中国社会基层的情况,便“痛感这段学校生活是在坐享中国人民的血汗成果”,“不能想象,在一个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地方学习教条,能够培养出真正的革命家”。好在川口夫妇实际上只见识了这所特殊学校的“强弩之末”,一年后,学校被关闭。日本人学员或为回国而先期分散至内地各处,部分人则按组织上的命令被疏散到四川。川口夫妇属于后者。

(2018年7月7日23:13一稿,7月31日02:23修订,【山水微言·218】。本文为《“燃志之师”张伯苓:“中国不亡吾辈在!”──“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史评之七》连载第12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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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墨尚未形成固定形状,只是一些零散的小墨块,用之前要配上十几颗细小的研墨石,用石头研细,滴水化开。图/源自网络

从“七党校”到“省党校”

汉代,墨迎来了它的第一个开挂时期。

蜀道难。1957年盛夏,川口夫妇一行北京出发,经过7天的行程,抵达重庆火车站,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简称“七党校”)的人前来接站。然后又换乘汽车,奔赴目的地——位于重庆郊外歇子台的“七党校”。在学校里,川口夫妇被起了中文名字,理由是“在共产党的机关学校里,让社会上知道有那么些外国人呆在里面影响不好”,川口取名田一民,其妻川口荣子被称为李莲英。从此,这两个名字一直用到1973年这对患难夫妇回国之前。

此时,发明出“松烟墨”,大家便挥挥手告别了用天然墨书写的时代,不用再苦兮兮、穷哈哈地寻觅石墨或者拾捡植物了。

“七党校”的校长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逢春。副校长、党委书记都是抗战初期的干部,各处处长、教研室主任及各科科长大多是三八式干部。校园内有数幢建筑,巨大的坡地被竹林和树丛包围,上坡上有很大的池塘,宛如公园一般。校园东侧有高级招待所,建在远离公路的一块开阔地上。1958年春,毛泽东曾下榻此处,但当时消息是绝密的。彼时,川口夜里出来小解,见党校干部们正沿着与招待所临近的墙根一字排开,警戒森严,不觉大吃一惊。

随后,墨的体积慢慢增大,模样也开始逐渐增多。

至此,川口明白自己不可能轻易回国。而在远离故国的中国,今后漫长的岁月将如何度过,无疑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川口决心“既来之,则安之”——“积极地投身于正在兴起的社会运动……在同中国人共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中文”。

满足不了对颜值渴望的时候,祖先就发明了墨模,能将墨迅速压制成各种固定的形状

川口夫妇在歇子台生活了一年,亲身经历了整风、反右和除四害运动。眼瞅着身边的高级干部,一个个被打成‘右派’”,他感到困惑,“我完全没有料到,党内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即使是作为一个日本人、旁观者,这时也多少看透了“引蛇出洞”游戏背后的机关:“‘整风’初期宣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等到让人们充分发表意见后,负责此项运动的人就将当事人所发表的意见整理成材料,并将其定为‘右派’。无论如何,当事者无法抹去蒙受欺骗而遭暗算的感觉。以后的运动大都蹈袭这种方法,并且愈演愈烈……从这时候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民主制度开始逐步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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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因中共西南局建制取消,歇子台的“七党校”被迁往成都,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合并,统称“省党校”。这里本来是四川省内各县委书记和县长、地委书记和地委各部部长等中层干部理论学习的机构,但干部们都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工作队员已前往农村,学校处于闲散状态。川口觉得既然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国,便不能孤立于中国社会,而应该尽可能地深入下去。为此,“除了同中国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外别无他法”。他还要求工资待遇与中国同事“一视同仁”。因此,老田(川口)被定为行政17级,每月工资是92元;妻子李莲英被定为19级,月薪78元。俩人月薪合计170元,“过普通生活绰绰有余,还能存钱”。同时,老田还能享受专门对外宾的肉类特供。这种干部待遇一直保持到夫妇离开中国回国时。


墨模内壁可做纹理,将墨团放入模具内即可压制成型。图/源自网络

川口夫妇在“省党校”一直待到1969年,度过了11年的岁月。从1958年到1960年的3年间,以省委党校工作组的名义下基层,参加劳动,亲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目睹大量严酷的社会现实,“思想上充满巨大的矛盾”。1960年以后,粮食短缺问题更趋严重。在乡下,一只鹅卖到10元钱。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物资供给严重匮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以至于在城里,“黄牛”开始在暗地里活跃起来。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回收流通在市面上的人民币,在物资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况下,高级糖果、香肠、点心以高于普通市价10倍的价格出售。在成都,解放前就很有名气的耀华餐厅,居然推出了100元一桌的超豪华宴席。“然而,货币回笼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不仅如此,墨还形成了产业链,有了“丸”、“枚”之类的计量单位,并开始上市流通

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川口认为:“不管毛泽东如何强调‘天灾’,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灾’的因素,‘人祸’乃无可争辩。何以言之?川西平原当时并无水灾,在被称为‘蜀犬吠日’的四川,尽管阴天颇多,但那时日照比较充足,晴天持续出现。由于有充足的岷江之水从灌县的都江堰中引来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畴,绝未发生过干旱。按照古老的说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则必定丰收。在全国范围内,‘天灾’掩盖了‘人祸’,然而在天府之国,没有人能接受‘天灾’的结论。”

宫廷也开始设置官员专职掌管笔、墨、纸、封泥等文房用品,还要详细记载墨的去向和数量。

尽管川口已基本掌握了中文并深度融入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但他仍没忘记自己是一个日本人及日共党员的政治身份。虽然拥有日共党籍,但长期无法开展组织活动的“散养”状态令川口感到痛苦。在从1961年由成都转移到北京的前辈横川次郎那里获悉党的组织生活已经恢复的消息后,川口给日共驻京代表罗明写信,提出恢复组织生活和回一趟北京的要求,获北京批准。于是,1962年7月,经三峡到武汉,再从武汉转乘京汉线,回到了阔别5年的北京。在北京会晤罗明,虽然得到了恢复生活的承诺,但前提条件是不许进行公开的组织活动,活动仅限于自身组织内部。当时北京有很多日本人,川口被禁止与他们接触,“完全从日本人的圈子里被隔离出来”。再次确认了近期回国无望的现实,只好“怀着某种惆怅的心情离开北京,返回成都”。

上品墨当然也要第一时间供奉朝中,遇见皇帝开心的时候,臣子将相们还能被赏赐一把。就像《东宫旧事》中记载的:“皇太子初拜,给香墨四丸,则其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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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风、隅麋、延州等地这时候成为专供朝廷用墨的产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扶风、千阳和延安。

四清及“小四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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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秋天,川口被下放到彭县(现彭州市)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及后来的“小四清”运动。先是漫长的学习,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领会中央精神和运动的意义。学习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严酷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状况”,此乃发动四清运动的前提。会议对毛泽东所谓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手中,在党和政府中,也存在他们的代理人的讨论,令川口联想起1951年日共讨论“新纲领”时的往事。该纲领认定,日本农村依然存在着封建地主制度。但川口作为出身于北海道农村的人,凭自己的经验和直觉认为“其他地方不太清楚,不过我所在的地方已不存在地主制度”,却遭到日共领导层的批判,被斥为“只看到表面而看不到本质的右倾观点”。虽然此一时彼一时,从国度、政党,到历史、现实都不同,但某种思维方式上的教条主义和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令川口觉得“一旦‘左’起来,中国和日本没有两样”。

▲ 1974年宁夏固原县出土的松塔形墨,形状像松塔,表面有鳞状纹理,由松烟制成后用墨模压制成型,十分坚实。图/源自网络

在九尺公社,川口还参加了被四清运动指挥部定性为“丧失党员立场的变质分子”的批斗会。虽然参加过党校的批斗会,但直接参加基层的运动还是头一次。对人们争先恐后用四川彭县方言的发言,中文水平有限的老田听得一头雾水,即使由工作队的干部翻译成普通话,也只能勉强听懂一半。结果,老田只有从早到晚,一个劲地吸烟。但他懂得中国人以香烟代替寒暄的习惯,于是在会上给大家敬烟,同时也接受别人递的烟。老田抽的是“大重九”,一次就发光两包,而接受的则是“叶子烟”。所谓“叶子烟”是将干燥后烟叶卷成筒状,然后塞进手工制作的竹烟筒中来吸的烟,劲很大,老田抽不惯,觉得自己“在递烟的交往中便首先败下阵来”。

东汉时,陕西千阳地区有大片松林,这些老松就是制墨的上好原料,制成的墨品必受推崇。就像《汉书》中记载:“尚书令仆丞郎,月赐隅麋大墨一枚,隅麋小墨一枚。”隅麋小墨和隅麋大墨就由千阳地区生产。

党组织生活既已恢复,川口进一步为自己确立了“融入中国社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但是在中国社会,为了在一个地方长期呆下去,如果不找点事做,不挂个一官半职,则工作难以开展。而且,根据所任职务的高低,其相应的工作范围也被确定。”基于这种理由,1964年1月,通过相应的组织程序,川口被任命为彭县农业局副局长,分管农业技术方面的工作。在农业局,知道老田是日本人的,只有正局长一个人。当了官,待遇也相应得到改善:县政府为他提供了一套两间的用房,10平米的一间是办公室,8平米的一间是寝室。同一个院里,还住着县长和副县长。

汉代之后,“隅麋”一词一度被指代上品墨,“隅麋古墨”四字还用来为墨命名,以示墨的品质精良、技艺传承悠久。

在彭县的“小四清”运动中,其他4名正副局长一个个被打倒,只有川口幸免于难。原因是他上任伊始,县委曾发出一条指示:田副局长不属于批判对象。老田一边参加运动,一边勉力维持机关里的日常工作。曾解救了一对在同一机关工作的、因所谓“历史问题”而遭轮番批斗,乃至精神崩溃至自杀边缘的职员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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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运动后期,鉴于运动的扩大化给地方,尤其是农村工作所带来的混乱局面,1964年底至翌年初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决议(即《二十三条》),纠正了一些运动中过激的地方,机关和农村的秩序暂时得以恢复。局长被解放后,泪流满面地对老田说:“是毛主席救了我的命。”可包括老田在内的基层干部们谁会料到:“通过《二十三条》被毛泽东救了命的干部们一年后又被毛泽东打倒。正是这个‘小四清’运动,确实成为翌年发动的‘文革’的预演。”

▲ 隅麋古墨。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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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祖先制墨的技艺不断提高,制墨业开始遍布大江南北,也不断有能工巧匠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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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不仅是墨的形态体积发生改变制墨工艺在更迭中也愈加精湛

在“文革”的激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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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川口被从彭县召回成都的省党校,因为“文革”开始了。旋即又被在北京的日共代表砂间一良叫去北京。到了北京才知道,日共已经与中共对立。在上海,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与毛泽东的会谈破裂。因此,原定由刘少奇和宫本发表的共同声明也胎死腹中。作为日共代表砂间当然与宫本持相同立场。而此前的党代表罗明此时则因赞成中共观点被解除了代表职务。川口被要求表态、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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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党的分歧主要在两点:第一,是哲学上的“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其次是在政治上,对暴力革命必要性的态度和对苏联的评价及政策。日共的立场是“合二为一”,否定暴力革命并同苏联修正主义妥协。虽然当时川口对“文革”的极左路线抱有一定的疑问,可是在两党的对立问题上,仍然选择挺中共、反日共。认为日共是修正主义的堕落。这种站队非同小可,意味着要同自己所属的党的中央作对。但川口的态度很坚决,回成都后,又联系了其他的日共党员,大家一致反对日共,并研究、确立了斗争方针:会见驻北京的党代表砂间,阐明日共的错误。但是,对于川口们的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联部态度比较暧昧,并未给予明确的支持,显然还是顾虑到与兄弟党的关系问题。


宋代李孝美在《墨苑》中介绍:制墨要历经采松、造窑、发火、取煤、和剂、入灰、出灰、试墨八道工序,由此制成的墨浓黑无光,质地细腻易研磨。图/源自网络

川口来华后,虽然积极参加了从大跃进到四清等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但那基本上是为了让自己融入中国社会,更深地了解中国的国情。而此次到北京来实际参与了对日共的斗争之后,觉得可以此为契机,谋求回国的可能性。抱着这样的想法,自然从意识上跟以前有了一定的“温差”,“无论如何,我都避免不了采取旁观者的态度”。8月初,再次来到北京,住在中联部招待所。但却不能随意走动,甚至无法看中联部的大字报。8月18日,毛泽东接见了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升温。9月,好像是住在北京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据说得到了毛的批准。后来,由陈毅外长在怀仁堂在京外国人及其所在单位的干部会议上做了传达,从此老外参加“文革”便具备了政治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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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1日,川口有幸被邀请出席了国庆节庆典,就坐于城楼下方西侧的观礼台上,亲眼目睹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盛大场面。毛还未出现,从长安街东侧进入广场准备接受检阅的红卫兵队伍就开始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边喊口号边缓慢向前挪动。周总理声嘶力竭地反复喊话:“同志们,不要停下,往前走!不要停下,往前走!”但当毛出现在城楼上的一刻,已经走过中心线的队伍又逆人潮而返,狂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周恩来拼死呼吁队伍前进,队伍才稍稍往前移动些许。川口被“民众对毛的信仰、崇拜的能量所压倒的同时,在观礼台上深深感受到了毛泽东拥有的使民众如此狂热的神奇魔力”。

“以药入墨”还是“以墨入药”

晚上,川口等人被安排与劳动模范们一起观看焰火晚会,川口刚好与“铁人”王进喜同桌而坐。王给川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朴素,从谈话中可以知道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王大约听出他的中文有点别扭,问他“是外国人?”川口答道:“不是。”但宴会结束后,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正好陈永贵也步出会堂。几位日本贵宾觉得,“如果王进喜是中国工人的代表的话,那么陈永贵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表”,于是纷纷奔上去握手。“但在握手的刹那间,我感到有些困惑。之后,不知谁嘀咕道:‘他的手怎么软乎乎的?’”川口是北海道农家出身的日共党员,基于过去的经验,对农民有着固定的想象。“这种感觉与头戴白头巾,耕田犁地的纯粹农民的手相去甚远。见面的印象远不如和王进喜见面时那样令人激动,只给我留下某种难以言喻的不太愉快的感觉。”

三国时期,祖先制的墨开始有了味道。

1967年3月,上海刚刚发生过被称为“一月风暴”的夺权革命,包括川口在内的外宾参观团赴上海视察“文革”现状。当时,一行人被置于大权在握的中联部“造反总部”的管辖之下。为了视察活动的方便,成行前特意索要了“造反总部”后台老板康生的墨迹。据说到地方,只要康老打了招呼,便会受到热情款待。抵上海翌日,便受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副主任姚文元、常委徐景贤的接见。张春桥致了欢迎辞后便匆匆离去,川口觉得他是个“待人冷淡的男人”。姚文元则花一天的时间为一行人介绍了上海“文革”的情况。姚的报告非常详实,充满激情。但每一句话都要通过译员翻译成英语和日语两种语言,影响了效率。而且日语翻译水平不敢恭维,川口听起来感觉别扭。接下来,一行人赴上海港参观。出面负责为外宾介绍情况的是一位年仅17岁的红卫兵,这也是姚津津乐道的“成果”。红卫兵得意地为一行人介绍他们如何从“保皇派”那里夺权后克服了“经济挂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等等。但川口怀疑:“这样一个孩子真能够领导这么大的港区么?”

制墨家韦仲开创以中草药入墨的先例,他在墨中加入胶后,还加入中草药,捣上数万杵后,墨香四溢。

1967年1月27日,在北京的日共左派发表了同宫本显治所主导的日共的决裂声明。日共迅速作出反应,在机关刊物《赤旗》上刊发了对这些造反派成员开除出党的决定。2月,在北京的日共造反组织内又有人起来造罗明的反,发展到召开批罗大会。罗被中联部弄到“十八处”保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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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日共定性为“现代修正主义”,中日两共产党的对立升级。在这种情况下,日共决定将在北京的党代表砂间良一和《赤旗报》特派员绀野纯一调回日本。二人预定于8月4日乘朝鲜航班离京经平壤回国,中方在前一天安排绀野在北京机场住了一宿。但3日晚,北京方面突然决定批判绀野,正在接受批判的川口也被要求参加了绀野的批斗会。但绀野本人毫不示弱,针锋相对,结果批斗会无果而终。


现今制墨锤墨过程。摄影师/ 张建平

翌日,在首都机场又召开了以“人大三红”(人民大学第三红卫兵司令部)为核心的各大学红卫兵组织的批斗大会,规模很大。为此,川口等人将砂间从“十八处”带到机场。快到机场的时候,与正往这边赶来的日本“山口左派”一干人遭遇,砂间被抢走,押到机场候机厅开始批判。川口亲眼目睹了暴力批斗的一幕:“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人身侮辱。中国红卫兵和日本各左派成员从砂间的口袋里掏出翡翠,搁在他的头上,反复批判砂间和日共。最初计划是批判大会进行一小时左右,之后让砂间等乘飞机去朝鲜。但是朝鲜的飞行员对中国的这一野蛮的批判方式表示抗议,拒绝起飞,因此,批判大会竟持续了三小时以上。砂间不断被人们推推搡搡,终于挺不住了……时间一长,批判的方式开始升级,从推搡进而发展为拳打脚踢。”中联部日本处的人着了慌,周总理对事态也很忧虑,严厉指示:“开大会可以,但时间要短,不能用暴力。”中联部的人要求保护砂间不要受伤,不能出人命。于是,川口等人设法靠近砂间,将他围在中间。“然而这样一来,我们则必须忍受周围红卫兵的推挤和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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