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越狱案,说了什么让司马懿害怕的话

曹蓉袁枚致庆晴村三札小记,连载 | 曹睿临终时,于11月12日解放石家庄(石门)

原标题:曹蓉袁枚致庆晴村三札小记

原标题:连载 | 曹睿临终时,说了什么让司马懿害怕的话

原标题:《尘封档案》系列–石家庄越狱案

  作为乾嘉时期的文坛领袖,袁枚(1716-1797)有数不尽的诗友。凡诗友的姓名大多被记录在《随园诗话》中,《诗话》分正编和补遗,卷帙几经更易,从最初的十六卷,至后来的十卷,随诗友频添而逐年增厚。这些诗友中,有的人诗艺平平,却官位显赫,袁枚大加扬誉,但名不副实,因此受到不少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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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纸假证明

简介:魏明帝曹睿身患不治之症,遗命燕王曹宇辅佐太子,一向名望甚高的太尉司马懿,却不在辅政名单之内。曹睿为何作出如此抉择?司马懿及其党羽将如何应对?司马懿有何计策能在三天内扭转局势?曹爽、夏侯献、司马师、蒋济、刘放、孙资又将在变局中扮演何种角色?本文系根据《三国志•明帝纪》有关记载改编的历史小说,并非真实历史,仅供娱乐,请勿对号入座。

1948年1月13日,石家庄市。

《随园诗话》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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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冬日,气温已降到零下十多度。这天上午,从八点多钟开始,一辆辆大车陆续行至市公安局看守所大门前排起了长龙,到中午,没有办妥事儿的还剩下七八辆。

近来翻检尺牍,遇到袁枚致“晴村”三札,同样写给贵家,却真诚可爱,因此稍作考释,略窥袁枚的另一面向。

前情在此:曹睿临终时,说了什么让司马懿害怕的话——上次大家评论很积极,于是我们决定要积极更新!!完本大概分五次连载结束,小说正式名为《三日辅政王》,谢谢大家追捧!

1947年10月下旬,由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野战军及冀晋、冀中军区部队发起了石家庄(旧称“石门市”,于1947年12月26日改为石家庄市)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万四千余人,于11月12日解放石家庄(石门)。这是中共军队直接解放并驻守的第一个中等城市,新华社为此向全国发出了题为《石门开》的电讯。石家庄战役发起迅速,进攻神速,完全出乎敌方意料。解放军攻入市区时,大批从周边地区逃进市区躲避的国民党党、政、军、特及还乡团和土匪、恶霸等敌对分子在猝不及防之下仓皇逃窜,那些来不及逃跑和躲藏的被我军抓获,战后清点下来竞有两千三百余名之多。

第一札收入《国朝名家遗墨》,释文如下:

一下子抓了那么多人,看守所、监狱都关满了,市公安局警力有限,讯问都忙不过来。为此,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毛铎、市长柯庆施联名发电向刘少奇请示。刘少奇随即电告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要求派讯问组前往石家庄帮助开展工作。李克农部长遂从中社部抽调了十五名同志,由中社部第一室副主任陈叔亮率领前往石家庄。行前,李克农部长作了具体指示,大意是:石家庄是我们刚解放的第一个城市,讯问工作要遵循中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要重证据,严禁乱抓乱杀;对一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无重大罪行的,可以从轻发落;党团区分部人员以上和特务分子,则按罪行轻重区别对待。

前月蓝亲家处寄到世兄信一函、红丝砚一方,感谢之至。山中藏砚多年,从未睹红丝砚是何色样,今得见赐,亦补平生眼福,何幸如之。立夏后二日,忽接令兄两峰观察凶问,不觉五内悲伤。五十年通家至好,见其美少年时,见其拥车骑时,见其耽吟咏时。年少于我十七年,而反奄然先逝。人生到此,天道难论矣。惟是令兄一生心血,全在于诗,所作诸篇,亦徽徽可诵。趁枚未死时,当为作序编校,板而刻之,慰作者于九原。以故薄具奠,分交其家人,并书致令侄文明世兄及令弟似村,属其早为收拾寄我,未知世兄以为何如。武定司马蓝世兄极感世兄推屋乌之爱,广为嘘扬,还祈恩始恩终,久而无倦,则死感亦在弟也。藉便谢砚,并候

当夜,曹辟邪就来到东二条大街的燕王府,口宣圣旨,传燕王曹宇次日入宫觐见。曹宇接旨之后,不免惊疑不定,向曹辟邪问道:“先帝以来,除正旦朝贺之外,从没有单独召诸侯入宫之事。此次圣上召见,不知是祸是福?”

讯问组一行从晋西北中央社会部驻地行至西柏坡,再从西柏坡前往石家庄。在西柏坡,刘少奇对陈叔亮作了以下指示:在已解放的城市,要重点打击国民党人员中的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已逮捕的国民党、三青团一般人员可登记释放。那些罪大恶极、有民愤、有血案的人犯(比如恶霸或行动特务)可以严惩,但应经人民法院审判,报上级政府审批后执行。对邻区邻县我党政机关、农民团体到石家庄市逮捕或押解国民党特务或还乡团分子的,市公安局必须严格掌握,必须有当地人民政府的证明和确实的罪证材料,经过认真审查、交代政策,办理手续后方可解走。

近祺

曹辟邪笑道:“天意不可测。明天大王进宫不就知道了?”

中社部讯问组刚刚抵达石家庄,即在市委市政府布置下与市公安局联手对上述两千多名被捕人犯进行讯问,根据讯问结果,按照政策对已讯问清楚的人犯分门别类处理。诚如刘少奇所估料的,确实有不少附近地区的区县政府和农会得知曾在当地作恶多端的特务、土匪、恶霸已在石家庄落网的消息后,纷纷派人前来办理押解手续,把人犯押解回原籍,开斗争大会,然后由当地政府执行死刑。1月13日那天市局看守所门前马路上停着的那一长串大车就是从各地赶来石家庄提人的。

晴村世兄都统大人

送走曹辟邪,曹宇一夜难眠。第二天早上,曹宇匆匆梳洗罢,就驾车到了司马门,下车递了写着名字和官职爵位的牙牌,当值宦官赶紧将他引至待漏院等候。走到待漏院门口,曹宇正待抬脚进入,突然一颗满脸堆笑的圆碌碌的脑袋伸了出来:“燕王!早啊!”

按照规定,提人犯须凭当地政府出具的证明,同时递交一份被提人犯在其所犯罪行地(很大一部分都是原籍地)的主要犯罪情况材料,材料上须盖要求提人的部门或者团体的公章和负责人私章。提人方抵达石家庄后,先要去市公安局,向秘书股(即后来的办公室)递交上述证明材料,由秘书股出具一纸上面盖着石家庄市公安局大印的证明。看守所方面什么都不认,就认这纸证明。证明上写着提哪个人犯,就把该人犯从监房中开出来交给提人方。

袁枚顿首

曹宇定睛一看,正是武卫将军曹爽。曹宇一向看不惯曹爽不学无术、只知飞鹰走马的做派,也讨厌他那短小肥胖的身材。他一见到曹爽,眉头顿时皱了起来:“曹昭伯!你在这里做什么?”

这天前来提人的特别多,高峰时足有三四十辆大车,不过由于手续办理得还算快,到中午,排队等候的大车还剩七八辆了。这时,来了一个新提户,那是一辆由一红一白两匹马拉着的七八成新的胶轮大车,赶车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农家老头儿,穿着脏兮兮的棉袄,腰间扎着一截白麻绳,头戴一顶脏得已经分不清本色的狗皮帽子,两个长长的帽耳耷拉在两旁,随着大车的颠簸不住地抖动着。后面的车斗用芦苇编织的席子蒙着,外罩黑色棉篷,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车厢。大车停下后,车厢后面的棉帘子一晃,下来两个汉子。这二位,一个三十来岁,瘦高个子,脸色黝黑,头戴一顶旧军帽;另一个二十六七岁,个头儿没前面那位高,却挺壮实,肩宽腰粗,头上戴着一顶黑色毡帽。两人都是庄稼汉装束,肩上都背着一支“汉阳造”步枪,那个瘦高个子腰间扎着的宽宽的军用皮带上还插着一支被中国民众称为“王八盒子”的日本南部式手枪。

此札上款“晴村”,为尹继善第五子庆霖,号晴村,满洲镶黄旗人,福州将军。与袁枚有通家之谊,故称“世兄”,因为是武官,又称“都统”。

曹爽一脸无辜:“圣上有旨传我,我敢不来吗?”

在那个年代,这二位的装束并不显得特别突出,一看就知道他们必是农会干部、民兵头头儿之类。当时允许干部拥有枪支,像这么大规模的一场石家庄战役打下来,助战民兵、支前民工在战场上顺手牵羊捞些东西也算正常,他们是老百姓,部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管不到头上,“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他们不起什么作用。别说瘦高个子有一长一短两件家伙了,石家庄解放头天还有一个庄稼汉左右肩膀各背一支步枪外加腰间插着两把左轮在大街上转悠哩。再说这天来提人的不是公安就是民兵,都带着枪,所以对他们二位根本没入眼。不过片刻之后,那七八辆大车上的人就不得不对那二位另眼看待了。

信中备述“两峰”亡故的悲哀。“两峰”,即庆玉,字两峰,号璞斋,为尹继善第三子,即受信人晴村的三哥。袁枚诗文集中多有笔及,惟《随园诗话》所述最详,《诗话》卷八第四十则,首先拈出庆玉二诗,然后交待相应本事,一为丁酉(乾隆四十二年
1777)七月庆玉赴湖北按察使任过随园留别赠诗;一为自湖北寄赠阿迟红抹肚。阿迟,是袁枚头两年出生的幼子,两峰认作义子,有《寄阿迟》诗二首可徵,存袁枚《续同人集》“庆贺类”中。可见二人亲厚。

曹宇的眉头皱得更加厉害了:“哦?也传了你?”

那二位下车后,先到看守所大门口看了看,那个戴黑毡帽的还向岗亭里的哨兵询问了几旬。然后,两人退到一旁低声嘀咕一阵,那黑毡帽便返回大车,从车上拿出一个不大的包袱。里面装的是啥玩意儿呢?哈德门香烟。他拿着包袱走到每辆车前,二话不说就给人家扔上一盒。那年头儿人们都穷,别说一盒哈德门了,就是一支手卷的纸烟递给人家,对方也会感激不尽。哈德门属于高档烟,在场的那些前来提人的公安人员、农会干部、民兵头头儿之前竟然连尝都没尝过一口!因此,瘦高个儿和黑毡帽就理所当然地受人看重了。

不过《清代职官年表》记庆玉赴任湖北,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此前一年他由芜湖道迁安徽按察使,旋又改湖南按察使,是年二月改湖北按察使,与《诗话》所记不合,疑是袁枚误记,还须另外考证。

曹爽赶紧谄笑道:“燕王!本朝惯例,圣上无事不召诸侯宗室进宫。今天召见你我,不知有何大事?”

当然,好烟不是平白无故乱撒的,跟在黑毡帽后面的瘦高个儿逐辆车打了招呼,说他们县里领导命令他们下午三点前必须把人犯带回县城,斗争大会的通知昨天就已发出去了,所以,想请诸位同志体谅,让他们插个队,去头里把人犯赶紧提出来。那七八辆大车上的人接了哈德门,当下自无二话,都是频频点头一口答应。后来,市公安局的侦查员问到他们时,竟然连对方是哪个县来的都说不上来。不过,有一个六十来岁的老车把式留意到一个细节:对方拉车的两匹马之中的那匹白马少了半个左耳。这个细节,对后来侦破案件起到了重要作用。

湖北任后,庆玉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出镇塞外,次年因病还京,又一年卒。则此札写作时间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

听了曹爽的话,曹宇更加陷入了沉思。他不想再理曹爽,把头扭到了一边。曹爽见曹宇沉默不语,自知没趣,只好无聊地东张西望。

瘦高个儿和黑毡帽进了看守所后,向所方递交了提人公文——市公安局出具的提人许可证明。证明上表明,前来提人的这二位,瘦高个儿名叫郭贵荣,黑毡帽名叫金源琛,他们来自石家庄西南六十里外的路南县,系县农民协会指派前来石家庄押解在押人犯段纪福、段纪禄的。证明上盖着石家庄市公安局的鲜红印鉴,表明他们已经向市局经办同志递交了县里的一应证明以及被提人犯的罪行材料。看守所副所长老金最近办惯了此类公事,当下连问也没问,立刻让值班看守员去监房提那两个人犯。等到看守员把人犯提出来,老金已经让郭贵荣、金源琛办妥了签收提人的手续。郭、金从怀里取出麻绳,给两个人犯上了绑,跟老金道声“同志辛苦了”,押着人犯出门登车而去。

袁枚与晴村、两峰二人交往甚早,因为与二人的父亲尹继善(1696-1771)是旧识。继善是袁枚科试的考官,对其甚为奖赏,也颇为友契。两人交往渐密在乾隆十九年(1754)继善署两江总督移家南京以后。袁枚三十三岁辞官定居江宁,洎继善南来,同在一处,自然经常往来,其诗有“偶然三日别,定有四更留”可徵。此时两峰、晴村尚是翩翩少年,私下也常向袁枚请教诗艺,因此订交。其后二人各自做官离去,与袁枚见面的机会不比从前,不过书信、诗文的往还却一直不曾断绝。

不多时,当值宦官疾步走进待漏院:“圣上口谕,请燕王、曹武卫立即到寿安殿觐见!”

看守所方面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发生于他们眼皮底下的一起越狱案。

计算之下,袁枚与两峰相交近三十载,又年长其十七岁,正所谓“见其美少年时,见其拥车骑时,见其耽吟咏时”。这样的情感,对方一旦过世,当然不胜悲戚。也因为如此,信才写得格外动人。袁枚自请为其编校诗集,告慰亡灵。今庆玉有《承荫堂诗选》,由弟弟晴村辑刻,王文治序。另《锦绣段诗集》,有著录,惜未传。

曹宇、曹爽二人不敢怠慢,赶紧趋步至寿安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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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安殿的御榻之上,曹睿依旧只能躺着。曹宇、曹爽二人一进殿门,便跪下叩首。

三天后,1月16日,市公安局政侦科侦查员丁野生、季松林在办理一起国民党特务案件时,通过调查得知在押人犯段纪禄可能了解内情,于是到秘书股开了提审介绍信直奔看守所。接待他们的也是金副所长,他一看介绍信上的人犯姓名,说此人已经于三天前被路南县农会派人来提走了。

《承荫堂诗选》书影,《清代诗文集汇编》三九一

曹睿缓缓伸出一只手,向曹宇招了一下。曹宇起身走到御榻之前,跪下握住了曹睿的手。曹睿颤抖着手,叫着曹宇的字:“彭祖!好久不见了!”

丁野生、季松林觉得奇怪,秘书股那个开介绍信的小彭同时也负责办理邻近区县来本市提解人犯的手续,他那本厚厚的登记簿上,每一个在押人犯的姓名、籍贯、身份以及何时被捕、关押何处等都写得清清楚楚,在备注中还记录了该人犯的最后去向——或释放,或处决,或移押。刚才他俩去办理手续时,小彭还指着段纪禄、段纪福的名字告诉他们,这是一对嫡亲兄弟。他们明明看见有关这两人的记录中备注那一栏是空白的,这说明两个人犯应该还关押在看守所。侦查员思维都很敏捷,丁、季两人转念间就排除了老金弄错了人名的可能,互相看了一眼,丁野生便抓起桌上的电话接通了市局秘书股。

信中另外涉及人物四位。一“蓝亲家”,即蓝应桂,乾隆四十八年(1783)八月,袁枚将四女琴姑嫁于蓝应桂之子嘉瑨,因成儿女亲家。一“蓝世兄”,暂未考得,或为蓝氏眷属。“似村”,为晴村六弟(下文还将详及);“文明”,为晴村侄辈。

曹宇字彭祖,生于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与曹睿同年出生,因此他名为曹操之子、曹睿之叔,其实与曹睿一起长大,情同兄弟。曹丕称帝后,曹睿封平原王,入住东宫,与曹宇的联系渐稀,每年不过元旦朝贺时远远地望一眼而已。两人像今天这样面对面、手握手,已是二十年多年来不曾有过的事情。

小彭听说段纪福、段纪禄二犯竟然已经在三天前让人凭着市局证明给提走了,连说“不可能”。老金一说情由,小彭立即骑着辆自行车心急火燎地赶到看守所。

第二札,亦收入《国朝名家遗墨》,录文如下:

曹睿口中嗫嚅,脸色惨白,普普通通的一句“好久不见”,由他说出来却是无限苍凉。曹宇此前虽然知道曹睿病重,但没料到重至如此程度。加上多年一墙之隔的离别,他心里阵阵酸楚,顾不得御前失仪,“哇”的一声嚎啕大哭出来。曹宇一哭,曹睿也握着他的手,痛哭失声。这一下可急坏了一旁伺候的曹辟邪。曹辟邪让曹睿和曹宇哭了几声发泄一下,这才上前拉住曹睿的手,轻轻说道:“陛下!吕道长叮嘱,最忌情绪大起大落!”

小彭带来了一纸盖着市局印章的空白证明。老金把三天前的那纸路南县开具的提人证明拿出来一比较,两枚印章竟然一模一样!当时,解放战争刚刚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中共方面经济困难,后方办公经费捉襟见肘,各方面能节省就节省,市公安局出具的各类证明所用的纸张都是从文具店买来的,并无任何特殊之处,若要伪造也没有什么难度。

袁枚顿首

曹睿这几天和吕鳌谈论医道,对吕鳌十分敬佩,言听计从。曹辟邪一说起吕鳌的叮嘱,便让曹睿强忍住了哭声。

当下,小彭便让总机接路南县公安局。路南在抗战前属河北省井陉县,1937年10月14日日军占领井陉,以铁路为界把井陉分成“路南”、“路北”两个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维持了这种行政区划。中共解放石家庄地区后,于1948年3月把路南、路北两县重新合并为一个县,隶属于晋察冀北岳行政公署第四专区;是年5月,井陉县又划归华北政府北岳区行政公署管辖。本案发生时,路南、路北两县还未合并。

晴村五世兄大人阁下。枚今年灯节后即为苏杭之游,立夏方还山中,见案上有世兄见赐手书一函、荷囊一匣,书既缠绵,囊尤奇艳,且喜且跃,莫可名言。枚今年七十有三(1788)矣,朋好中如君家两峰及鱼门、心余辈,均奄然委化,后余而生,先余而死,人生到此,天道难论。昌黎云,世之欲久居人间而阅人代谢者,诚何心也。仁人之言,最为沉痛。枚故以一炷香默祷真宰,不求老体康强,不求子孙富贵,只求春风去而复来,友朋散而仍聚。如世兄昆季,四十年骨肉之交,倘能一旦重逢,交欢尽意,便是成佛升天,极乐世界,又何必一鸳鸯抱一枝花耶。附呈苏杭留别诗八章,世兄阅之,庶几感其多情,怜其衰老焉。台驾都中之行刻下谅已返署。恭请

曹睿一停,曹宇激动之下的情绪也顿时消失,他立即感到自己有失朝仪,赶紧后退两步跪下,口称:“死罪!”

井陉距石家庄不过三十公里,不过在那时电话还是列入了长途线路,所以小彭这个电话用了半个小时方才接通。结果可想而知,路南县公安局说并未办理过段纪福、段纪禄二犯的提解手续,也根本没有听说过此事。又打县农会电话,也是同样的回答,负责提犯人的郭贵荣、金源琛二人农会方面当然也从未听说过。

近祉。不备

曹睿见他拘束,顿时破涕为笑:“彭祖!朝仪岂为汝而设?你我不必多礼!我病重至此,能见你一面,实在是喜极而泣!”

小彭跟路南方面电话联络的时候,两个侦查员和老金把那纸提人证明和小彭拿来的空白证明反复作了比对,最后终于发现,纸张虽然相同,都是从文具店购买的,公章却有细微的差别。于是,情况清晰了——有人用伪造的公安局证明,在公安人员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将两个人犯从看守所带走了!

立夏日状上

曹宇却不敢自大,他用衣袖拭去眼泪,恭敬低首答道:“是!自从与陛下分别,臣无日不思再见陛下一面。陛下天佑洪福,万寿无疆,惟请安心静养,勿以小病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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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自道“七十有三”,知作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查年谱,这一年初,袁枚确实有苏州之游,不过未见提及往杭州事,则此札可补年谱之阙。袁枚于立夏日回到江宁,见案上礼物,喜不自胜,因此致书。

曹睿闻言,心中不禁万千感慨。他长叹良久,突然说道:“彭祖!大魏的江山社稷,今后就靠你了!”

二、“燕北双雄”

是年为两峰卒后第二年,信中再述人琴之痛,用语与前札颇类似。另外提及“鱼门”“心余”两朋辈,也都早早逝去,令人痛心。“鱼门”,即程晋芳(1718-1784),“心余”,即蒋士铨(1725-1785),皆是袁枚数十年的老友,二人小于袁枚,却都先他过世,因此说“天道难论”,世事难料。人生到此,不免自哀,反观自己,不知还剩几年光景,因此又说了一通缥缈的禅语。

这话说得突兀,曹宇不明所以,一时愣住,无法作答。

越狱脱逃的那对哥们儿段纪福、段纪禄,系河北高阳人氏,兄段纪福三十八岁,弟段纪禄三十六岁。段家祖上是武将出身,其高祖曾在清乾隆年间当过参将,算是列入高干行列了。这是段氏家族中最有出息的一位,往下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段氏兄弟的曾祖父奋斗多年,最终也只弄了个从七品的把总,祖父呢,先文后武,结果文不成武不就,最后做了未人流的百长。清朝官制是九品十八级,未入流就是连最末一档的从九品也不是;百长,大致上就是连级军官,因此,段氏兄弟的老爸段正祥就放弃了对仕途的追求,凭借祖传的武功开了一家武馆。段氏兄弟在武馆里长大,十多年下来,练就了一身功夫,两人的形意拳、八卦掌、太极刀在当地颇有名气,曾去天津、北平参加过几次国术擂台赛,次次获奖。1930年,兄弟俩前往省城保定参加民间国术擂台赛,双双进入前八名,是以江湖上称这哥儿俩为“燕北双雄”。

第三札:

曹睿说完,也意识到自己的话说得没头没尾,就在这时,他才注意到曹爽还跪在大殿门口处不敢动弹。曹睿转头看向曹辟邪,用手指了指曹爽。曹辟邪会意,大声道:“请曹武卫御前说话!”

1931年,“燕北双雄”听说井陉矿务局正在招收矿警,因而前往报考。旧社会的警察算不上一个受人青睐的职业,待遇不高,口碑也不佳,因此报纸上每每刊登警察教练所(相当干警察学校,概由各地自办)招收学员的广告时,报名者往往“不甚踊跃”。不过,在井陉却是一个例外。井陉矿务局算是中国最早的几家中外合资企业之一,早在1898年就由井陉县人张凤起呈请县署禀直隶总督批准,同德国商人亨内肯订立合办契约,成立了井陉矿务公司。后北洋大臣袁世凯将该矿收为官有,与亨内肯订立官商合办契约,组建了井陉矿务局。井陉出的煤含硫量低,颇受市场欢迎,“井煤”是旧中国煤炭行业的一个著名品牌。

九月二十四日有诗弟子孙韶赴泰安县丞杨宣之之招,弟托带信一函,将怀似村诗二章、哭似村诗二章抄稿呈览,谅世兄此时当收到矣。弟刻下作海州、云台之游,遇小壻蓝郎有山左之行,特于舟中再肃数行奉寄,自觉年逾七旬,得与世兄通一音书都非容易,不妨重复相将,多多益善。附上新镌《子不语》一部,其说怪谈奇,不在《聊斋志异》之下。世兄公余之暇,颇可消闲一笑也。有可补入异闻(词)者,亦望采访见寄,可以补入,尤为大妙。

曹爽这才抬起酸痛的双腿,前行至御榻前,他知道曹宇不喜欢他,不敢与曹宇并排,而是在曹宇的侧后方跪下。

当时在井陉谋生的人以矿工居多。矿工在旧社会被称为“煤黑子”,劳动条件恶劣,危险性大,如果有一份工作可以替代,那大家自是趋之若鹜。而矿警就是这样一份工作,所以,井陉矿务局招收矿警时报名者犹如过江之鲫,人数之多使赶去报名的段氏兄弟大吃一惊。因为人多,所以报名还得付一元大洋的报名费。段氏兄弟虽然囊中羞涩,但为了报上名,还是忍痛交了钱。接下来的考试他们倒无所谓,哥儿俩念过六年书,文化程度符合招收标准;至于身体那就更不用说了,亮出“燕北双雄”的名号,考官很爽快地拍了板。

晴村世兄览之 袁枚拜

只听曹睿说到:“我已病入膏肓,时日无多了。如今太子年幼,一时还挑不动这么重的担子,总得有人帮帮他。大魏的江山是曹氏子孙的江山,当今朝廷重臣中有不少是经过太祖武皇帝之手选拔出来的,才具优异,但毕竟是外姓,不如自己人靠得住。我想来想去,如今曹氏宗室之中唯汝最贤,将来辅佐新君之任,非你莫属。”

接下来该去报到了吧?且慢!还有潜规则,得每人交五枚银洋。段氏兄弟根本拿不出这笔钱钞,就跟招收方发生了争执,然后升级为动武。对方连同在场的矿警一共有二十来人,可是一动手,根本不够“燕北双雄”发挥水平的,也就不过两三分钟,就弄了个七死八伤。段纪福、段纪禄见祸闯得大了,当下就摘下了矿警的武器一逃了之,上山当了土匪。

世兄历年见赐书札已装潢成册矣,又及。

曹宇这才明白了曹睿的意思,但他经历过曹丕禁锢诸侯的政策,从来没有想过会有出将入相、手握实权的一天。他愣了好半天,才说道:“陛下圣鉴,但臣托体太祖,自幼长在相府,从来没有做过政务工作,对军事更是一窍不通,恐怕担不起这样的重任。”

当时井陉一带有七八股匪帮,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镇铁帮”,大当家是东北过来的关大马棒。“燕北双雄”投奔的就是“镇铁帮”,凭着哥儿俩在武林中的那份名气,一入伙就成为关大马棒的贴身保镖。关大马棒看中的是段氏兄弟的武艺,指望哥儿俩能为他提供最到位的保护。不料,两年后关大马棒竟然命丧其手,刀头舔血创下的“镇铁帮”也落入了“燕北双雄”之手。

洎第三札,连另一位“似村”也去世了。似村,前文已及,是晴村六弟庆兰。相较两位哥哥,似村与袁枚交情最为亲厚,因为他长年家居,未曾出仕。《小仓山房尺牍》有致似村手札六通,《答似村公子索食物》《复似村》《再复似村》等,依次读来,可以了解二人关系。

曹睿“嘿嘿”笑了一下,说道:“我也知道你担不起!”

那是1933年除夕,“镇铁帮”上下饮酒迎新。关大马棒喝过了量,发起了酒疯,要下山到井陉城里去找窑姐儿。部下劝阻,他竟然拔枪射击,瞬间有四个兄弟倒在他的枪口下。段氏兄弟见状不妙,正要上前阻止,关大马棒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要说猎户出身的关大马棒的枪法,那是没的说的,否则他怎么坐得上大当家的交椅?可是,碰上了“燕北双雄”,那就合该他倒霉了。段氏兄弟来不及掏枪,两人大吼一声,倏地闪开,关大马棒连续两枪竟然都落了空。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哥儿俩已经一左一右闪电似的冲到跟前,一个卸枪,一个扭断了他的脖子。关大马棒平时对部下刻薄寡恩,众匪也没人念他的好,当下就拥戴段氏兄弟坐了“镇铁帮”的头两把交椅。从此,以井陉为中心方圆数百里的老百姓就更遭殃了。段氏兄弟指挥手下上百匪徒频频作案,杀人放火,抢劫奸淫,无恶不作。

此札行文不觉得多么哀切,是因为前面还有一札,前札录“怀似村诗二章、哭似村诗二章”,今在袁枚诗集中可以找到,不过纸札尚不知存殁。此札则是赠书给对方附带的便条,篇幅有限,要说的话已说过,因此感情表达不多,最要是嘱托对方“要多写信给我”。

曹宇又是一愣,一时搞不懂曹睿想要说什么。

直到1937年春夏之交,“镇铁帮”才交了厄运,闹了个全军覆没。段氏兄弟与当地另一股土匪“大圣堂”老大彭芝吾攀上了朋友。“大圣堂”是土匪帮伙中的后起之秀,彭芝吾是旧军官出身,当过军阀部队的团长,颇有韬略。段氏兄弟情知不是彭的对手,于是主动跟彭芝吾攀交情,对天八拜,义结金兰。哪知,彭芝吾已经跟官府搭上了关系,愿意接受招安,把土匪帮伙改编为河北省保安司令部下面的武装。为邀功讨好,“镇铁帮”就成了见面礼。这年5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大圣堂”与国民党正规军、保安团、警察局以及井陉矿务局的矿警包围了“镇铁帮”的山寨,来了个连锅端。不过,“燕北双雄”凭借武功从后山悬崖攀援而下,逃过一劫。

曹睿伸出手来,指了指曹宇身后的曹爽:“这不?我不是让曹昭伯来辅佐你了?”

脱险后,“燕北双雄”游荡江湖,不到半年,听说日军占领了井陉,就又回来了。哥儿俩原打算纠集人马东山再起,可是刚刚露脸就被日军请了去——这次真的是请,而不是“逮捕”的另类说法。日军听说“燕北双雄”武艺了得,决定请他们相帮训练士兵徒手肉搏的本领。段纪福、段纪禄就成了日军的武术教官,给了个“皇协军少校”军衔,还有一个套院作为住宅。两人当了汉奸,重新得势,继续作恶,举凡欺男霸女、强占民财、谋害良民之类的恶行月月皆有,老百姓对其咬牙切齿、深恶痛绝。

国家图书馆藏《随园诗稿》手稿

曹宇一向不问政务,不知道曹睿竟是如此信任曹爽,但他厌恶曹爽至极,断然不愿意与曹爽同列,于是脱口而出:“曹昭伯不行!”

抗战胜利后惩治汉奸时,许多人都以为这回“燕北双雄”逃不了挨枪子了。哪知却出现了令人大跌眼镜的一幕——国民党河北省警察厅举办的“警察速成教练团”把段纪福、段纪禄兄弟请到省城保定当了国术教官,哥儿俩穿着警官制服招摇过市,照样吃香的喝辣的,还为跟人争夺窑姐当街大打出手,打伤了七人,其中两个重伤残废。苦主告到警察厅,得到的回答却是段氏兄弟属于“正当防卫”。

行文至此,我们再回头来看一首三十年前(1754)两家都在南京时,袁枚写给几位少年公子的诗(《重九后三日尹宫保公子过随园》):

这次轮到曹睿愣住了,他想不到曹宇会突然说出这么一句硬话。曹宇话甫出口,也意识到这话大大不妥,又赶紧补充道:“臣是说曹昭伯一个人还不够。臣想再多找几个帮手。”

石家庄解放前一个月,国民党“保密局”鉴于战争形势于己方不利,为紧急培训潜伏特务,决定在石家庄举办一期由河北、山西、河南三省派员参加的培训班。段氏兄弟被定为擒拿术教官,从保定前往石家庄参加培训班的筹备工作。结果,培训班还没开始,石家庄就被解放军攻克,段纪福、段纪禄成了俘虏。哥儿俩原本可能蒙混过关的,因为他们的外形虽然凶狠,但一看就知道不是当官的,被捕后登记时报个假身份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当作一般对象关押于作为临时羁押点的学校,凭两人的本领,想逃跑简直易如反掌。可是,这二位却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已经看出国民党不行了,今后将是共产党得势,就异想天开想凭借自己的这身功夫为共产党培训“行动人员”。在被捕头天登记时,他们主动透露了“燕北双雄”的身份,表示愿意为共产党政权效力。经办人员一听这二位的名号,翻开华北局社会部下发的需要注意严捕的案犯名单,果然榜上有名,就把他们收监了。

门外萧萧珂马音,一群公子踏秋林。

曹睿略一思索,觉得曹宇的话也不无道理,于是问道:“宗室之中,你觉得还有谁是可用之才?”

“燕北双雄”被捕后,已经讯问过两次,两人还做着成为“留用人员”的梦,除了隐瞒或者缩小自己的累累罪行外,把一应经历都交代清楚了。市公安局对段氏兄弟的情况进行过讨论,认为两人罪大恶极,他们虽跟国民党军警有关系,但分析下来并无利用价值——他们本身其实既不能算是警察,更不是特务,所以就把他们列入了可以押回原籍清算罪行的人犯名单。

相逢露叶风帘下,小试平沙半曲琴。

曹宇沉吟半晌,说道:“领军将军夏侯献、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此三人侍卫陛下多年,与臣也算熟识,都是当今宗室之中的翘楚。”

“燕北双雄”越狱案惊动了市委书记毛铎、市长柯庆施,并由市委社会部即报华北局社会部。毛铎、柯庆施当即下令:组建专案组,务须查清案情,将逃犯追捕归案,并抓获组织、实施越狱的敌对分子予以严惩。

真似青天雁几行,穿云掠水过回塘。

夏侯献虽姓夏侯,但曹操之父曹嵩本出自夏侯氏,夏侯惇、夏侯渊被曹操视同兄弟,“虽云异姓,其犹骨肉”,夏侯氏实际上享受着曹魏宗室的待遇,夏侯献为夏侯惇之侄,亦在曹魏宗室之列。曹肇则是大司马曹休之子,曹休虽然不是曹操亲侄子,但得到曹操赏识,“见待如子”,且与曹丕情同手足,曹休一支亦属于曹魏宗室。秦朗则是曹操养子,待遇与宗室诸王公无异。

当天,专案组就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由于警力紧张,人手有限,专案组只有五名成员,组长由华北局社会部刚调来石家庄社会部的钱雍钧担任,组员除了前往看守所准备提审段氏兄弟却扑了空的市局政侦科侦查员丁野生、季松林,另二位是从市局刑侦队抽调来的留用警察,一个叫刘必福,一个叫司徒灵。案情分析会上,钱雍钧介绍了案情,请大家对此案发表见解。一番议论下来,众人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制造这起越狱案的案犯不大可能是敌特分子,因为就“燕北双雄”的利用价值而言,充其量不过是训练行动特工的擒拿格斗技能,这种对象对于“保密局”等特务组织来说,只要肯出钱,还是比较容易物色到的。帮助“燕北双雄”越狱的应该是其江湖死党,如以前的“镇铁帮”部属或结拜兄弟之类。

碧阑干外秋衫影,都与芙蓉一样长。

由于曹丕时期有意抑制诸侯,当时曹魏宗室之中少有出色的人物,这三人已是为数不多的拿得出手的人选。曹睿其实对这三人并不十分熟悉,但他既然倚重曹宇,不得不尊重他的意见。

那么,这起案件应该怎么调查呢?众人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调查“燕北双雄”的江湖死党,二是调查那纸伪造的公安局证明的来源,其重点应集中在那枚假公章上。专案组决定先从假公章查起。

天风高阁接流霞,贾勇齐登眼欲花。

曹睿叹了口气:“唉。这些都是你的帮手,不妨由你来定就好了。”他又用手指着曹爽:“你和昭伯多多交流,就会懂得他是靠得住的人。”

钱雍钧派刘必福、季松林两人先去石家庄刻字行业挂头牌的“言记印铺”,请老板言正堂鉴定这张假证明上的公章出自哪一类对象之手,是专业人员所刻,还是出自有篆刻技能的业余人士之手。言正堂是祖传七代的刻字匠,其祖上据说曾做过清朝大内御用工匠,上三代移居保定后,官府衙门除知府正堂大印按规矩是朝廷颁发的,其余各房(知府衙门下辖的各个部门)公章都交“言记印铺”制作。清末袁世凯创办的中国第一所警察学校设在保定,其大印出自言正堂的老爸言持康之手。民国时期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大印则是由当时不过二十五岁的言正堂刻制的。抗战前两年,言正堂举家迁到石家庄,所开的刻字铺的招牌还是以前保定的那块,其广告效应可想而知。日伪时期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石家庄各衙门的公章,概交“言记印铺”制作。因此,言老板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对于假证明上印章的鉴定可以一锤定音。

笑指云中郎见否,红旗飘处是郎家。

曹宇不知道曹爽用了什么办法,让皇帝对他这么信任,心里只感到阵阵厌恶,但他嘴上仍然恭恭敬敬地答应:“是!”

言正堂得出的结论是:这枚伪造的公章出自专业刻章匠之手,不过,这个刻章匠的刻字技艺在行业中并非出类拔萃,只能算是中等。

这时候便不只觉得感情温柔明净了,而是哀婉的,轻飘飘的。过去袁枚常因以《诗话》应承人情甚至渔利受到指摘,不过具体到与晴村一家的交往上,却并无瑕疵,真挚感人。爱是人生的一部分,应酬之外也不排除爱,这是理解古人所不可遗忘的。

这时曹睿把两只手都伸了出来,用力地连拍三下。只听见寿安殿内东侧的屏风后脚步声响,两个年方八、九岁的孩子,跟着一名宦官走了出来。

次日,1月17日,五个侦查员一齐出动,分头走访市内各刻字店铺。当时的石家庄,市区范围并不大,人口也远不及现在这么多,所以刻章店屈指可数,连同胡同口兼带修理钢笔、打火机等的小摊头在内,也不过十多家,五个侦查员半天就都一一查摸到了,可是,哪个刻章匠都说没有给人私刻过公章,更没有听说过有同行承揽这种违法活儿的。刻章、修锁配钥匙等行当,早在民国时期就被列入了“特种行业”,经营者是要在警察局登记备案的,如今新政权对此更是重视,经常进行行业教育,一千工匠开会开得头都大了,守法意识逐渐强化,谁都不敢为谋一点儿小利以身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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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睿望着曹宇,用手指指两个孩子,说道:“这是太子、秦王。”

难道案犯的印章是在石家庄之外的地方刻制的?专案组没有理由排除这一点,随即向石家庄周边各县调查。一千侦查员在外面跑了四天,“燕北双雄”的老窝井陉是重点查摸地。可是,到1月21日晚上大伙儿在市局专案组办公室碰头时,却是人人两手空空,谁也没有查摸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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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曹睿后妃虽多,却没有子嗣,他不知从哪里收养了两个孩子,大的名叫曹芳,封为齐王,又立为太子,小的名叫曹询,封为秦王。两个孩子对外声称是郭皇后之子,但朝野内外都知道他们是收养的,只是宫闱事秘,没人知道他们的亲生父母是谁。许多人都猜测可能是某个曹氏宗室王公之子,但具体是谁却又难以确证。

1月22日,专案组长钱雍钧再次拜访言正堂请教良策。言老爷子认为还有一种可能——那个刻制假公章的家伙虽有一手专业刻章技艺,但已经改行做了其他营生,这次是临时受托而为。

曹宇当然也知道这一掌故,他不敢多言,向着曹芳和曹询便跪拜行礼。

专案组立刻循着这一思路进行查摸,结果,当天就查到了三个符合特征的嫌疑对象。

www.8522.com ,曹睿摇着手道:“彭祖,你搞错了!我叫你辅政,其实是拜托你保护我这两个儿子!莫要让他们被人欺负!”

三、三个嫌疑对象

他伸手向曹芳、曹询招了几下:“芳儿、询儿,快来拜见叔公!”

这三个嫌疑对象的情况如下——

曹芳、曹询走到曹宇跟前,纳头便拜,口称:“叔公!”曹宇左手抱住曹芳,右手抱住曹询,忍不住又哭了出来。

全中秋,五十二岁,天津人氏,出身于一个以街头摆刻章摊谋生的家庭,自幼喜欢跟着父亲鼓捣刻章。十五岁后,他的技艺已经达到可以放单飞的程度了,可是根据当时清朝天津巡警局对特种行业的规定,必须到十八岁方可独立经营(主要是担心不到年龄难以分辨顾客良莠,且对外界诱惑抵抗能力差,容易上当受骗替人刻假章),所以,全中秋还得跟着父亲干三年。三年后,清政府垮台,民国建立,全中秋也正式放了单飞,在劝业场门口摆了刻章摊。这样干了七年,一天晚上全中秋路遇三个混混儿对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儿图谋不轨。全中秋学过国术,有些实战经验,以一敌三把混混儿打跑了,又把那女孩儿送回家。路上询问方知,女孩儿是石家庄人,初中刚毕业,是趁暑假到天津姥姥家来玩儿的。他也告诉女孩儿自己是劝业场门口摆刻章摊的。本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没多久那女孩儿就去找他了。那时候,平民百姓的恋爱没有那么多浪漫,很快两个人就结婚了。

曹睿也流泪满面:“彭祖,我只望你记得今日的情形,好生照顾我这两个可怜的儿子!”他转头对着曹芳、曹询说:“芳儿、询儿,以后你们要记得好好对待叔公,听叔公的话,孝敬叔公便如同孝敬我一般。”又对曹宇说:“彭祖,你对他们,不妨就当作是你的亲生儿子一样吧!”

婚后,全中秋去了石家庄,还打算干老本行摆摊刻章。老丈人是开面粉厂的,说摆摊头太寒碜,我给你出钱,你开家刻章店吧。于是,全中秋就在大经北街开了家一个门面的刻章店。他那初中毕业的老婆在当时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进了一家洋行当职员。夫妇俩生了二子一女,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曹宇已说不出话来,边哭边叩头不止。

日子一晃到了1937年,全中秋已经四十一岁。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全中秋还没有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国家和民族利益受到损害,他本人的职业生涯也将画上句号。在全中秋印象中,老丈人是一个典型的生意人,对政治一向漠不关心。没想到日军侵占石家庄后,老丈人竟是第一个被日军作为抗日分子杀害的,罪名是“其经营的面粉厂拒绝为日军加工军粮”。老丈人的事儿还殃及全中秋一家,老婆失业,全中秋的刻章店也被强令关闭,因为有一个有“抗日罪行”的老丈人,“皇军”不放心让他继续从事老本行。这样,全中秋就只好改行,在火车站找了份扛大包的活儿谋生。

两人又哭了一阵,曹睿突然止住哭声,招手示意宦官带曹芳、曹询离开。

抗战胜利时,全中秋已经孤身一人生活了。他的妻子死于肺结核,三个子女陆续离开石家庄分别去了重庆、北平和美国谋生。他还在火车站,不过已经不扛大包了,在管仓库。可是,由于境遇不顺,连续遭受打击,在此期间他染上了毒瘾,还经常赌博逛窑子。染上此类恶习的人,光靠管理仓库的收入是无法支撑的。所以,社会上有传言说全中秋多次替人刻假公章。根据以上情况,专案组自然要把全中秋列入嫌疑对象名单

寿安殿里又恢复了平静。曹睿正色对曹宇道:“辅政人选,攸关社稷,不可不慎。你和昭伯是我选的,至于你还想增加其他人,就由你去选吧。你要慎重考虑!”说完,便闭上了眼睛。

第二个嫌疑对象名叫黄和兴。黄和兴今年二十六岁,出身于中医家庭,父亲是个半路出家的中医,医技平平。不过,老黄倒是对中医满怀感情,苦干自己难能发展,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全家省吃俭用把黄和兴供到初中毕业,想让其考省城保定的中医学校,黄和兴却坚决拒绝。他的兴趣是画画和鼓捣小玩意儿,所谓小玩意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工艺品。老黄拗不过儿子,只好由着他去。可是,自我感觉好到极点的黄和兴却没考上心仪已久的北平美术专科学校,而且无论专业成绩还是文化成绩,都不是差一点点,所以,也就死了复读再考的心。往下该怎么办呢?总该找份职业吧?老黄跟儿子商量下来,提出把他送到省城保定去跟一个远房亲戚学刻图章。黄和兴呢,想想刻章跟美术似乎还沽着点儿关系,于是点头同意。

一旁的曹辟邪看在眼里,明白这是召见结束的意思,他走到曹宇面前,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燕王、曹武卫,请起!”曹宇和曹爽依次起身,缓缓退出了寿安殿。

那时正是抗战时期,省城保定的宪兵队和警察局对特种行业管得比石家庄还严,连学徒都得找铺保、留指印。日本宪兵、汉奸警察还时不时登门查问,疾言厉色,杀气腾腾。为尽快摆脱这种环境,黄和兴只好努力学艺,以便提前满师早点儿离开保定。他原本擅长画画和鼓捣工艺品,所以刻章这门手艺对于他来说属于小菜一碟。别人要学三年才能满师,他却把学程缩短了一半,只用了一年半就把师傅接下的活儿完成了,客户都是赞不绝口。顾客认同乃是质量铁律,黄和兴得以正式满师,迫不及待地离开保定回到了石家庄。

曹宇、曹爽刚走,曹睿又命人去中书省传召刘放、孙资。刘放、孙资闻知,大步急急赶到寿安殿。两人刚进寿安殿大门,曹睿就迫不及待地大喊:“刘放!拿诏稿来!”

石家庄的日伪政权对特种行业的管理虽然也严,但跟省城就没法比了,黄和兴如愿以偿在火车站那边自己开了个只有半个门面的刻章铺,兼带出售一些自制的工艺品,收入倒还过得去。可是,黄和兴还不满足。这倒不是像全中秋那样染上了吃喝赌嫖的恶习,而是另有原因——他生性豪爽,好交朋友,对朋友很讲义气,肯掏钱,肯冒险,肯两肋插刀。所以,即便黄和兴的收入再高,还是不够开支。

曹睿病重气虚,声音嘶哑,但说话语气中仍带有不可置疑的威严。刘放小心地从袖口掏出一卷黄纸,也就是昨天夜里经曹睿审阅过的诏书草稿,双手捧过头顶。曹辟邪接过来,交到曹睿手里。

这种状况使得黄和兴不得不开辟另外的渠道搞创收。工艺品是成不了第二渠道的,画画纯属不挣钱的业余爱好,他的水平最多也就是给商家在墙壁上画大幅广告,混个饭局弄点儿零花钱。就在黄和兴绞尽脑汁盘算如何开辟第二渠道时,有朋友找上门,让他刻个章子。黄和兴一口答应,不但立等可取,而且材料、工钱都免费。可是,当对方把要刻的章子样本拿出来时,黄和兴傻眼了!那是日伪税务局的完税审核章,这枚章往发票上一盖,就表明已经交纳了税费,可以前往火车站货场取货了。石家庄日伪政权对特种行业管得虽然比省城保定要松一些,可是对违规者的制裁同样严厉。黄和兴就有些犹豫。那朋友倒也实在,如实告知,说这章子刻了是准备去火车站冒领西药的,弄到后高价出手,所获利润也有你黄和兴一份。黄和兴听着不禁心动,咬咬牙点了头。

曹睿在卧榻上挣扎着起身,用颤抖的手拿着朱笔在诏稿上写写划划,交给刘放:“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一看,再重新缮写一遍。”

就这样,凭着这枚章子,黄和兴的朋友成功冒领了四箱西药,据说价值不菲,光黄和兴就分得了四十块大洋。西药是日军严管严控的物资,须凭宪兵队的许可证方可进入市场销售。这件事使日军很恼火,当即立案侦查。宪兵队、警察局一番折腾,还没查摸到线索,天皇发布了投降诏书,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了。国民党方面接管石家庄后,那个主持此事的朋友竟然还被报纸誉为“抗日义士”。黄和兴从此也多了一条生财之道。不过他不敢再接这种可能会引起大麻烦的活儿,只是小打小闹,诸如百货商店的付款章(可以冒领商品)、火车站的改签章(可以使废票“起死回生”)、大中学校公章(用于伪造文凭和转学、升学)等。直到石家庄解放后的两个星期,他还在帮人刻假章,穿帮后被刚挂牌的公安局拘留。不过由于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也就网开一面,只关了三天就释放了。黄和兴有这样的前科,理所当然地被专案组列为嫌疑对象。

刘放接过诏稿,一眼望下来,发现曹睿已将“以曹爽为大司马”等字句划掉,不禁迟疑道:“曹昭伯这一段,要删除吗?”

第三个嫌疑对象何动圆是因被举报而引起专案组注意的。这人四十上下,看上去有些木讷,其实心眼却是玲珑剔透。他于刻章系半路出家。二十岁前是沿街叫卖糖葫芦、馒头、花卷的小贩,与一个在其住所胡同口摆刻章摊头的老头儿很谈得拢,经常跟人家闲磕牙瞎聊天,久而久之就把老头儿刻章的那套看在眼里了,觉得似乎还算简单,就自己买了工具、材料鼓捣。那老头儿见他喜欢刻章,时不时也给予指点。就这样,两年下来,他竟然能够像模像样地刻图章了。老头儿已经六十多岁,眼花手抖,估计这一行也干不了多久了,歇业前收了何动圆这个徒弟,以其从业数十年向无劣迹的信誉担保,帮何动圆办下了经营特种行业的许可证。

曹睿冷冷笑道:“昨天孙彦龙不是说,曹子丹非真宗室,曹昭伯不能与燕王同列吗?”

何动圆是帮会人士,据说还是石家庄地面上的“双凤帮”骨干分子。“双凤帮”属于“在理教”,俗称“在家理”,又叫“白衣道”,在清末至民国年间算是北方一个比较有名的帮会。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认为“此教系北方人民革命的阻力”,将其取缔。“双凤帮”标榜“江湖义气,互相帮助,患难与共”,帮内虽然讲究辈分高低,但互相之间的称谓一律是“老大”,因此何动圆也被称为“何老大”。

言语之中,似对孙资昨天说的话仍然耿耿于怀。孙资不敢争辩,只是伏首叩头。

因为是帮会骨干,何动圆有着比较广泛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使他在平时的业务方面获益不浅,但同时也使其职业信誉受到影响。不难想象,既是帮会成员,那就必须按照帮会规矩行事,帮会内的其他老大找上门来要求他伪造个章子之类的,是点头还是摇头?何动圆的处理方式是看那章子的违法程度,估计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的他就答应,反之就找个借口推掉。这种事儿虽然不大,可是做得多了,背后肯定是会被人议论的。

曹睿见孙资不说话,长长地叹了口气:“唉,我也知道你们心里不服。曹昭伯确实才具平平,但他忠心魏室,我是看在眼里的。我也不指望他能有多大作为,只希望有人保护太子平安长大成人,等到国有长君,再来谋划周武王吊民伐罪之业。”

至于这次何动圆被举报,倒跟石家庄这边的同行对他的议论无关,而是有人向石家庄市公安局发函,称何动圆替人刻制清朝光绪年间的县衙大印用于伪造地契、房契。

曹睿停了一下,看看刘放、孙资,二人都伸长了脖子听他说话。曹睿点头表示满意,继续说道:“两位令公侍奉在我身边十几年了,我对两位是推心置腹,无话不说。凡事两位有什么意见,我也都尽可能地尊重。两位令公对曹昭伯有所异议,我自然也要斟酌。今天我想了一下,将来辅政是以燕王为主,这一点大家都没有意见,既然如此,其他的几名辅政人选,都不过是燕王的助手而已,那么就由燕王自己来挑选好了。现在就先任命燕王为大将军,他选不选曹昭伯,选不选其他人,都由他。我信得过燕王。”

专案组随即分头对上述三个嫌疑对象进行了调查——

刘放、孙资面面相觑,但想到燕王曹宇也有可能选中司马懿,事情尚有转圜余地,而且听曹睿口气十分坚决,也不敢多说,只得叩首答道:“谨奉圣谕。”

侦查员季松林由派出所民警老马陪同着找到全中秋时,这小老头儿正跟人一起吸白粉。石家庄解放得早,政府还没来得及腾出手脚做取缔妓院、禁止吸毒之类的工作,所以吸白粉、嫖娼都可以公开进行。侦查员只好当他在抽香烟。全中秋承认自己以前确实干过替人私刻公章的活儿,不过那是旧社会,人家用假公章对付的是反动政权、日伪衙门,至于他,也就不过收些费用,并没有具体参与什么事儿。全中秋再三强调,他曾给中共地下党、地下抗日武装刻过日伪什么什么衙门的假章子,人家肯定是拿着去从事于革命于抗日有利的活动了,所以他也算是对革命出过一份力的。

接下来,便是由刘放执笔,与孙资一起对诏稿重新润色,撰成诏书正本。诏稿不长,刘放、孙资又是此中老手,片刻之间,便用端端正正的隶书缮写好了一道诏书。刘放双手捧着诏书呈给曹睿,曹睿说:“我不看了,你念来听听就好。”

侦查员说以前的事儿咱就说到这儿,你说说石家庄解放后的事儿吧。全中秋说解放后怎么啦?石家庄解放时我又不在这边,我去北平闺女家了,一直到12月24日才回来。侦查员问12月24日以后呢?你都干什么啦?给人干过刻假公章的活儿没有?全中秋说你们一定要弄清楚我这段时间干了些什么的话,那就和我一块儿去火车站仓库,到了那里就说得清了。

刘放展开黄纸诏书,手持两端,朗声念道:

季松林不知他这是什么意思,不过,既然人家这么说了,那就去一趟吧,反正并不远。到了火车站仓库,全中秋拿出一个信封作为自己这一个月里没犯过事儿的证明,信封里放着十几张医院出具的诊费、药费、住院费发票。

“昔在前世,历运迭兴,选众命贤,惟德是与,盖至公也。今魏氏诸王养德藏器,而壅滞旷久,非圣主任贤不避亲之道也。当须简授,择优式叙。燕王宇,朕之幼叔,论辈至亲,才高行洁,好古博物,既为曹氏之英俊,堪当魏国之栋梁,朕甚嘉之。其以宇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掌辅朝政,位在三公之上。”

原来,全中秋前一阵老是觉得浑身泛力,食欲不振,即使吸毒也不能缓解这种症状。他意识到自己肯定是生病了,而且生的是内脏大病。朋友劝他赶快去医院,他却奔了北平——向女儿要钱。全中秋的女儿初中毕业后去了北平一家洋行工作,嫁了个英国商人,家境不错。全中秋虽然沾染恶习,手头拮据。可哪怕是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送进当铺换钱买白粉,也从来没有向三个子女开口要过一分钱。这次突然登门,女儿便知必有大事。得知父亲身体不适,立刻掏钱陪着他去医院检查,确认患了比较严重的肝炎。全中秋拒绝住院治疗,自作主张看中医吃中药。在女儿家调理了一阵,感觉好了些,就要回石家庄。女儿还不错,给了老爸一笔款子,叮嘱只能用于治病和补充营养,万万不可花销’到其他方面。

曹睿点头道:“嗯,很好,很好。就按这样发吧。”

全中秋没有直接回石家庄,而是去天津老家待了三天。这三天里,全中秋拜访亲友忙于应酬,精神亢奋,却也很疲惫。他那毛病是经不得劳累的,所以,回到石家庄的次日就爬不起来了。邻居来串门,见他那副模样,便知情况大大不妙,当即唤人弄了辆板车把他送进医院。这回看中医还是西医就由不得他了。他在西医医院里住了三个星期,直到三天前病情明显好转,方才出院。

刘放、孙资叩首后退出寿安殿,叫来中书省的几个郎官,抄写诏书副本,符宝郎一一用玺后,交内侍宦官送至在京百司。

季松林是个仔细人,看了发票,听了陈述,又跑了趟医院,医生证明全中秋所言不谬。季松林又分别询问了护士、与全中秋同住一个病房的病友,证实全中秋住院期间没有离开过病区,也没有人来医院找过他。于是,全中秋的嫌疑被排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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