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8522.com 2

赵氏孤儿,2017年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www.8522.com:

同时社会民主平等制度建设的问题,《赵氏孤儿》背后的历史重构,2017年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

原标题:汉学||废止科举后遗症:庶民的世界

原标题:历史 | 黄朴民:真相难觅,《赵氏孤儿》背后的历史重构

原标题:邱志红: 2017年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

对科举制度的考察,也是对人才制度的考察,同时社会民主平等制度建设的问题,整体社会的体制建设问题。个人认为,我们国家的人才培养制度建设应该考虑古代科举制度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样才是长远的发展之道。我极力推荐大家读一下这篇文章。——论坛编者

www.8522.com 1

欢迎关注近现代史前沿公号

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对科举制有非常大的误解。

2017年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

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科举制被污名化的历史根源是什么?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就是《儒林外史》、《范进中举》,我们从中学课本里已经耳熟能详的故事:范进多少年没中举,到了四十岁突然一下子就中举了,之后就变疯了。

有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从中我们对其当时的心情和祈愿,我们应该予以同情和理解。

邱志红

给人的感觉,考科举是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是非常折磨人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折磨人的过程和漫长的科举应试过程之中,人是逐渐地被摧残,心理逐渐崩溃,到最后达到疯癫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对科举制的印象。

但是,我们同时不得不讲,这句断言有些一厢情愿了,有点过分乐观了,当有所保留,不必迷信,因为纵览数千年中国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恰恰是相反,即,历史似乎并不是由普通民众书写的,因为他们只有卖力气之权,绝没有什么话语权。实际上,历史更是由胜利者来书写,或由依附于胜利者、权势者的御用文人来书写。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任意掩饰历史、剪裁历史、修改历史、甚至于杜撰历史、歪曲历史。他们所重构的历史,在权力的操纵下、坚挺下,成了人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主流声音或基调色彩。

作者简介:邱志红,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文章原刊:《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史学研究公号。

科举的污名化

而作为普遍失语的芸芸众生,在历史的事实判定与价值取向上,始终是受主流意识文化所诱导和所控制的,相信所谓“正统”史学所描述的历史史实,认同那些占统治地位思想所提倡的历史文化观念,这对他们来说,是合乎逻辑、出乎自然的选择。“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用来形容历史精英意识与大众心态迎合的互动关系,毫无疑问是恰当而准确的。

摘 要: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认为科举制的核心内容就是考八股文。什么叫八股文?把古代的经典,比如四书五经里面若干的词、段落拿出来,然后按照非常严格的格式写出一篇类似现在所说的作文。这个格式是非常严格的,而且要经过长期的训练,读一些经典和著述——主要是朱熹的注释,以这个为核心来进行作文的训练。当然这个训练是非常有难度的,我们知道科举基本是经过最初的生员考试到秀才,秀才完了经过不断的考试拿到举人,最后是进士,进士之后就进入翰林院,或者有状元、榜眼。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晚清政治史既是中国近代史政治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也是广义
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的国内史学界借助清史资料建设“黄金时代冶的东风,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
法,从多个视角对晚清制度史、晚清历史事件与人物、晚清中外政治关系史等进行了更为充分、细致和深入的
研究。 其中,晚清制度史和事件史,仍旧是晚清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心。
晚清史的整体研究仍在成熟、稳健 的学科发展中继续保持旺盛的活力。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认为最初考秀才的考试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八股文实际上就是在童试的过程中被严格地训练,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大家可能容易造成误解,难道科举制就是八股文吗?其实科举制完全不是这样,科举制是分三场,第一场八股文;第二场是关于经书的考试,实际上包括论、诰、表、判等等一系列的内容;第三场叫策问,也就是给你提出很多所谓治国安邦、国计民生的题目。第二场,什么叫诰?诰就是皇帝给大臣发布的谕旨,你要模仿皇帝的口气写一篇文章。什么叫表?表就是过去的大臣要向皇帝上奏书,你要模仿大臣的语气给皇帝写一封奏书,这个难度非常大。你现在给中央领导写一封信,你让中央领导看着过得去,这恐怕也比较难。然后模仿中央领导人、模仿总理写一篇类似对臣下的训育,恐怕也很难。还有叫判,判就是给你四到五条案例让你判这个案子。所以你要没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一定的经验是很难判的。

历史上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就是历史重构战胜历史真实的一个典型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简直就是真实历史遭到蓄意歪曲与重新建构之后所形成的一个“神话”。

检视2017年度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最明显
的特点是伴随从事件史到制度史的回归,晚清制
度史的研究继续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发
表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内容涉及清末制度
改革、科举制和晚清教育制度、晚清财政制度、晚
清法律制度等各个议题,极大地推进了晚清制度 史的研究。
晚清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也取得明显
进展,一方面研究重心后移,大量论文聚焦在清末
最后十年间的历史;另一方面像鸦片战争史、太平
天国史等几乎达到所谓“学术高原冶的研究领域,
在相对沉寂的研究态势中仍然出现不少有亮点的 学术论著。
此外,在中外政治关系等晚清政治史
研究的重要领域,也发表了不少值得关注的研究 成果。

第三条叫策问,策问一般问的是五道题,第一道问题肯定问你的是传统关于史学的典籍源流的问题,第二道可能会问你关于吏治的问题,地方官在地方怎么去治理?一个地方会采取什么样的办法。第三道问的是怎么治水,现在我们的高考题目里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你要作为一个地方官,你怎么去治理河道?江南的乡试题目里面关于河道的问题是最多的,因为康熙和乾隆特别重视江南、黄淮治理和沿海海塘的工程,所以经常出这方面的题目,而这些题不好答,技术性非常强。因为明代有一个治水的专家叫潘季驯,他写过好几篇关于治河的非常著名的问题,而且非常具体,比如在什么地方堵这个缺口,是采取疏导的方式还是采取截流的方式,非常讲究技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考科举制的人仅仅会八股,没有看过潘季驯的治河三书,没有读过类似的关于吏治和法律文献,怎么可能答出这些题?

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悠久,而以此为题材的戏曲、文学作品的渲染,更使得它不胫而走,风靡天下。甚至还进入过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视野,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印证。近年还被葛优等人拍成电影,让普通民众实现历史的穿越,梦回春秋,“重温”了一段本来颇为陌生的晋国历史。一句话,“赵氏孤儿”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其影响,早已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家的书斋,而是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普通民众的文化认知领域。

一、晚清制度史研究

科举制是非常复杂的考试程序,而不仅仅是八股。八股相对比较复杂,程式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做一篇八股文是非常难的,但是除了八股文之外还有很多关于法律、国计民生的问题,我们过去叫经世学,不知道这些学问,我们就很难对科举有整体的理解。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一点,八股是被妖魔化了、科举的妖魔化,仅仅被局限于八股文的理解上这是非常错误的。

“赵氏孤儿”故事内容,在一般版本中通常是这样描述的:晋灵公武将屠岸贾仅因其与忠臣赵盾不和与嫉妒赵盾之子赵朔身为驸马,竟杀灭赵盾家300人,仅剩遗孤赵武被程婴所救出。屠岸贾下令杀尽全国一月至半岁的婴儿,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程婴遂与老臣公孙杵臼上演一出“偷天换日”之计,以牺牲公孙杵臼及程婴之子为代价,成功地保住了赵氏的最后血脉。20年后,孤儿赵武长成,程婴绘图告之国仇家恨,赵武终于痛报前仇。作品描写了忠正与奸邪的矛盾冲突,热情讴歌了为维护正义而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慷慨激昂,雄浑悲壮,大义凛然,感人肺腑。

在晚清制度史研究领域,清末最后十年间的
制度改革长期为学者所关注,研究深度和广度不 断拓展。
督办政务处是清政府在新政期间新设的
推行新政事务的重要机构,学界以往的研究多注
意讨论督办政务处的章程条文,对其实际运作则 往往语焉不详。
赵虎发表3篇相关论文,对督办 政务处与清末新政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指出其
职能权限伴随政局变动、人事变更和新政进程而
不断调适,不同时期呈现不同面向。 具体而言,辛
丑“两宫冶回銮之前,由于特殊的内外政情,督办
政务处职能广泛,既需对有关新政折件做最后覆
核与审议,又需代行其他有关机构甚至军机处之
职权,确为统汇新政之枢纽,且与京内外各部门关
系密切;丙午改制后,督办政务处改组为会议政务
处,成为朝廷为暂缓组建责任内阁而设立的过渡
性机构,在预备立宪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3]李俊领选择清末仿行宪政新形势下礼部新设之机构礼
学馆为研究对象,对其设立的来龙去脉及其修订
礼仪制度以及介入法律修订事务的具体举措与成
效进行探讨和反思,揭示了礼学馆中人复杂的政
治理念、文化情怀与制度变革相互纠缠的多重关
系,指出礼学馆在礼法制度修订上进行的一些因
时制宜的探索和尝试,但是由于清廷内外未能预
先建立起改革共识,礼学馆最终也未能完成其试
图调适礼治与宪政的改革之任。[4]彭雪芹对清末
外官制改革中巡警道员的选任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认为在巡警道员选任规制形成的过程中,清
廷、民政部、督抚等多方博弈,典型地反映了清季
官制改革、铨法变迁与政局变动之间的多重互动
影响。[5]赵卫宾通过对清末新政期间新疆警政的
建设、整顿以及发展过程的详细梳理,系统揭示了
新疆编练巡警军并逐渐走向近代警察体系的职业
化之路。[6]崔志海则聚焦于清末的币制改革,从
中美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视角重新审 视1904年美国货币专家精琪(J.
W. Jenks)来华 及其币制改革方案,认为精琪来华帮助清政府进
行币制改革,双方表面都以促进中外贸易和投资 相标榜,实则各有所图。
而清政府最终拒绝精琪 主张导入金汇兑本位制的货币改革方案,不能将
其简单归咎于晚清“货币发行地方化冶所代表的
地方利益的抵制,而是在于该方案没有顾及中国
主权和利益,以及其他一些主客观条件。[7]

八股文,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八股文最初的考试确实很难,难在“截搭题”,比如把孔子的一句话和孟子的一句话——两个人不同的人、而且不在一本书里,混搭出在一道题里,这两句话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没有递进的逻辑关系,而且意思完全不一样,让你写一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吗?这就为难人了。为什么要出“截搭题”?是怕抄袭,比如把论语看得很熟,上下关系、脉络、注释,包括朱熹的注释都看得很清楚,那出的题就容易被抄袭,所以用“截搭题”的方式为难考生。“截搭题”非常难,在考试的整个过程里,第一场因为太难了,所以有的人一辈子几十年都考不过去,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但是也有很聪明的人,他掌握这个技巧之后很快就过了。所以当时有人讨论科举制为什么不应该废除的道理,现在很多封疆大吏都是从科举出来的,为什么这些人都那么有本事,比如曾国藩、李鸿章,都是经过科举考试的,如果都只是懂八股文,怎么可能出现这样有名的人才?

这是历史戏剧和民间传说中的“赵氏孤儿”,但它可不是凭空捏造、向壁虚构的产物,而是有史实为依据的,其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之称的《史记.赵世家》。 司马迁《史记.赵世家》载,晋国赵氏家族于晋景公三年(前597年)惨遭灭族之祸,史称“下宫之难”。赵氏的遗腹子赵武,在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的保护下幸免于难,并依靠韩厥等人的帮助而复兴了赵氏的基业。

对于清季终结的科举制,学界已充分认识到
其作为一个综合机制在考试教育、官僚选拔、分层
配置、人才流动等方面的丰富内涵。 杨念群从晚
清士子阅读史的角度出发,通过梳理晚清改革群
体妖魔化科举内容及功能的过程,将科举制置于
王朝与地方治理的脉络下,对晚清科举制由“改冶
而“废冶的进程及其社会影响重新加以审视,指出
科举制在选拔人才方面实际具有人文与经世训练
并重的双重职能,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传统社会由
“学冶选“官冶路径的终结,士绅社会由此消亡,中
国式的“代议冶现象也在乡村中消失殆尽。[8]关晓红则从官僚选拔的层面,对清代科举取士、铨选举
官这两种文官选举制度在选举方法、规则、标准等
方面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从清初及至晚清时期的 变化轨迹进行了细致考察与辨析。
指出清代铨选 多途并进,相互渗透,加之终清一代满汉复职的官
制设置,使得科举取士只是汉人选官渠道之一途,
科甲出身者对官场的实际影响受限。 道咸以降科
举改革与铨选制度的变化,反映了晚清社会变革
的种种复杂困境,以及学风、官风、民风与世风的
密切联系。[9]此外,孟义昭对清代江南乡试分闱
之议的复杂过程以及光绪朝无果而终的原因与影
响进行了专门讨论和分析,弥补了科举史研究以
往只重视乡试分闱成功之湖广、陕甘研究之不足,
指出有清一代江南分闱之议此起彼伏,根源在于
江南分省,但由于安徽、江苏两省自身的城市因
素,特别是安庆的地理位置及其城市特点难以获
得安徽全省的认同;江南两省官员、士绅群体对于
分闱态度不一,甚至互相掣肘,始终未形成命运的
共同体;清廷对江南采取防范、压制政策。 以上各
种因素交织,加之清帝国的大一统体制,致使在知
识公平与区域公平发生冲突时,清廷艰难地选择
了后者,江南乡试成为清代历史上唯一自始至终
两省合闱的乡试。[10]马子木则重点考察了道光以
降翻译科向驻防八旗扩展,最终形成驻防八旗内
“文闱与翻译兼行冶双轨体制的发展历程。 指出
翻译科在驻防八旗的开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拓
展了驻防旗人的仕进空间,但实际上由于铨选制
度的弊端,以及翻译科自身制度上的缺陷,驻防士
子实际上很难通过翻译科取得理想的官职。[11]顾
建娣具体探讨了晚清旗人书院与清前中期的差异
及其原因,认为晚清旗人书院的变化反映了旗人
文化的流变和晚清社会的变迁。[12]

将八股文等同于科举,是非常大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常识,这个常识一定要被重新颠覆掉,重新加以解释。我觉得这是要跟大家交流的。

《赵世家》的具体记载是这样的:屠岸贾在晋景公时出任司寇一职,他追究当年晋灵公被赵穿所弑一案,并有意借题发挥以诛灭赵氏,“(赵)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辜?请诛之。”韩厥劝说赵朔赶快逃走,赵朔没有答应,“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在屠岸贾的蛊惑煽动下,诸将进攻赵氏於下宫,残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将赵氏灭族。史称“下宫之难”。

作为晚清制度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
财政制度史研究继续得到研究者的关注,且咸同
时期的财政转型成为本年度的研究热点。 倪玉平
对此一时期的财政转型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咸
同时期中国经历了从“国家财政冶到“财政国家冶
的转变,具体到奏销制度层面,咸丰以前的钱粮奏
销、京饷协饷基本失效,户部无法有效地掌握全国
财政大权;租税结构层面,财政收入的主体由农业
税转变为以厘金和海关关税为主的工商税;指导
思想方面,清政府也在事实上放弃了“量入为出冶
的财政理念而步入了“量出为入冶的阶段。[13]廖文辉聚焦咸丰朝的户部银库,对先行研究进行了
检讨和补足,指出彭泽益、史志宏等人研究中利用
的核心资料,即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十三日户
部左侍郎皂保奏折所附《咸丰三年至同治三年的
银库收支与库存数量清单》所指并非户部银库, 而是吉林银库。
在详细爬梳户部银库黄册(包括 大进、大出,尤其是四柱册)与饷鞘月单等资料的
基础上,根据对咸丰朝历年户部银库实银收支数
据进行重新统计和分析,廖文辉指出,咸丰朝的户
部银库不仅在具体的收支内容、数量、规模方面发
生了重大变化,其在全国财政运作与经费调度中
的重要性也大为降低,从之前的全国财政中枢一
降而为仅供京师用款的财政,作者认为这种变化
反映了内外合力作用下清政府因应财政危机的能
力,以及财政运行逐渐脱逸旧轨的变化趋势。[14]
面对太平天国战事带来的财政危机,咸同时期清
政府的战时财政模式依次经历了传统户部酌拨制
度、咨商拨解制度、就地筹饷和隔省筹饷制度的演 变。 咸丰十年(1860
年)曾国藩统率湘军东征围 攻安庆,为解军需之困,在湖南长沙设立临时性的
战时筹饷机构———东征筹饷局就是隔省筹饷制度 的具体实践。
王静雅对湖南东征筹饷局的兴废历 程做了具体考察和论述,指出东征筹饷局兴废过
程中官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官员之间的交谊与
共谋、清廷与外省利益之间的共识与分歧、战区省
份之间的博弈与妥协、旧制度与新章程之间的矛
盾与张力等等因素互相交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晚清战时财政运作备受牵制的复杂面向。[15]刘增合立足于晚清长时段的战时财政运作模式,对同
光年间左宗棠的西征筹饷问题做了重新探讨,通
过再现晚清战时财政运转中环环相扣的关键链
条,系统梳理了晚清战时财政制度递嬗之轨迹,指
出与咸同时期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相比,左宗棠西
征时期户部酌拨地位明显上升,省际咨商拨解、举
借外债以及借拨外省库款夹杂其间,总理衙门与
户部共同调控海防与塞防的争款纠葛,致使晚清
战时财政供饷模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旧有
协饷制度是否有效运作,东部淮饷与西征军费如
何均衡调处,成为同光时代检验清廷治国理政智
慧的关键。[16]盐政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洪均
对咸同年间战时财政体制下湖南盐政从“北川南
粤冶到粤、川、淮三盐并存的演变做了较为系统的
考察,并以盐厘收入为切入点,通过销区争夺中省
区与中央、省区与省区之间的博弈分析,认为清廷
既欲收拢地方财权,又无力承担以指拨筹措各省
开支的责任,导致就地筹饷的战时财政体制继续
维持,“外重内轻冶的格局未能得到扭转,其根源
在于清廷统治者国家治理能力的低下及自身的腐
朽。[17]倪玉平重点考察了同治七年(1868 年)底 至同治九年(1870
年)初两江总督马新贻兼理两 淮盐政期间进行的盐政改革,指出经由马新贻寓
票于纲的盐政实践,晚清两法盐政改革重新回归
到纲法体制,晚清两淮盐政制度至此最终定
型。[18]任智勇则关注道咸时期粤海关的体制演
变,从人事、关税政策以及收入、支出情况等四个
方面系统探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1843 年) 至上海小刀会起义(1854
年)期间粤海关的关税 制度变迁,认为清政府为维护粤海关的主导地位,
无论是中枢还是广东方面都有明显的回到原来一
口通商制度的意愿,然而外部各局的变动与太平
天国运动的爆发,加之制度调整过程中对既有制
度的过度依赖,使这种努力终成泡影。[19]

考试内容被污名化,很大的原因是我们要改革,在西方的压力之下,我们改变我们的制度,在改变制度的过程之中,我们要把很多的事情,过去传统的东西往极端去说——不往极端去说,改革是没办法推行的。包括废除科举的时候,非常有名的康有为专门为废科举上过折子,耸人听闻地跟光绪皇帝说,八股再不废除的话我们就要亡国了。他用非常具有煽惑力的排比句式说,中国人种不行是因为科举,中国要亡国是因为科举,中国人的身体不行都是因为科举,因为科举折磨人几十年考成老头身体不行了,人种因为考得太多了,身体不行了,人种必然也没法跟西方很尚武的国家进行比拼,那么也就不行了。就有点像当年缠足一样,缠足他做了非常耸人听闻的推测,因为中国有一半的人是妇女,如果一半的妇女缠足,缠足生下来的孩子都是畸形儿,至少中国一半的儿童都是残废,就因为中国一半的儿童是残废,所以中国人在世界上没办法立足,没办法跟西方打仗……其实这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缠足的女人一定会生出畸形的儿童没有任何证明,但是他整个逻辑和论证都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用耸人听闻的方式来达到他对改革的预期,这个是很重要的。康有为说就是八股害人,时文害人,后面是不是有策论,是不是有诰、表、判,这些他都完全忽略不计了,所以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八股,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赵朔的妻子(史称赵庄姬)是晋景公的姐姐,当时已怀有赵朔的遗腹,变乱中,她仓皇奔逃到晋景公宫内躲藏。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对赵朔友人程婴说:“怎么不同赵氏一起赴死?”程婴答:“赵庄姬有遗腹,若幸而生男,我就奉他为主,助他复兴赵氏;若是女孩,我再死不迟。”不久,赵庄姬生下一男。屠岸贾知道后,便带人到宫中寻找。但空手而归。

在晚清法制史研究方面,近年来吴佩林对清
代四川南部县衙司法档案的研究用力甚勤,成果
迭见,本年度的几篇力作,如对清中后期县衙堂审
记录“叙供冶文书和诉讼实践中“违式冶递呈的考
察和分析,均是从地方司法文书制作与实践的角
度对清代后期地方法律运作方式研究的进一步拓 展。
作者研究表明,有别于以往一般意义上对清
代州县司法程序中口供的理解,州县司法档案中
的堂审记录实际上呈现出不同的文种,明代及清
初常见的记录口供的形式为“招状冶,清中后期演 化为“叙供冶。
四川南部县的叙供多由案件承办 房的书吏完成,并非仅出于“刑房冶,其书写结构
的变化,显示了地方司法责任渐趋明确化、规范化
的特征。[20]此外,基于《南部档案》中“违式冶递呈
案例的梳理和分析,作者指出,遵用状式是清代县
衙维护地方诉讼秩序的一项基本规定,但在诉讼
实践中,由于涉讼者受经济、制度改变等因素影
响,“违式冶呈状的现象时有发生,且成为诉讼者
的一种诉讼策略,而地方官府对此类“不遵用状
式冶递呈的受理,反映了他们原则性与灵活性相
结合的理讼观。[21]张世慧以牙行侵欠客商、京城
钱铺关闭及倒账三种案例为中心,对清代商业活
动中钱债案如何在全国范围内突破州县自理范畴
的过程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和分析,揭示了社会
经济秩序的变动对固有法律制度、司法审断及统
治秩序的冲击。[22]邱志红以发生在民国初年之姚
荣泽案的审理为历史透视点,重新梳理以陈其美
为代表的军政派和以伍廷芳为代表的法制派各自
如何以正义的名义处理该案的来龙去脉,探讨该
案作为“中华民国首宗审判冶开启近代中国司法
独立先声的历史革新意义,同时具体揭示此案背
后的另一位关键性人物孙中山的司法思想。[23]在
充分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许同莘
档案及日记、唐烜《留庵日钞》稿本等资料的基础
上,李欣荣、王雁分别对晚清法律人物许同莘、唐 烜进行了个案研究。
前者重新挖掘晚清“失语冶 法政人物许同莘学法、修律之人生轨迹,认为其坚
持以西法为主导、新旧并蓄的法学理路,未能适应
晚清以降趋新的时代大潮,代表了“过渡时代冶中
的似旧还新者,并提示学界更多关注其参与清末
修律实践的意义。[24]王雁则关注唐烜在刑部、大
理院司官任上的公务活动及生活空间,并以此为
切入点探讨晚清变革时期六部司官群体的公务生
活及工作状态。[25]此外,田欢通过对晚清新疆建
省后命盗案件法律政策调整与实践的考察,探讨
了新疆法律政策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26]

张之洞后来开始把八股改成策问,沿着康有为的路子走,光绪皇帝终于接受了观点,把最后第三个策问替代八股文变成了主要的方式。而且张之洞认为,应该递减学额,慢慢的最后直到废除科举,用学堂取代科举。一会儿我想跟大家交流,学堂和科举之争到底利弊在哪里。科举废掉之后,为什么中国的教育越来越差,中国的教育越来越失败,实际上跟废除科举的学堂教育出现了很多缺陷有很密切的关系。

过后,程婴找公孙杵臼商议:“屠岸贾不会甘心,必定会再来查找,你说该怎么办啊?”公孙杵臼问:“复立孤儿与慷慨赴死,哪件事更难?”程婴答曰:“赴死容易,立孤难。”公孙杵臼便说:“赵氏先君对你不薄,还是由你来做艰难的事情,而由我来做容易的,让我先行一步吧。”

除上述涉及晚清制度史领域的论著外,王刚
的《甲午战争中的督办军务处》、吴佩林的系列论
文《清代地方档案中的州县官官衔释读》《清代州
县书吏薪金变化及其原因》、李治国的《清代中后
期蒙古年班制度的调整与变化》等,均对晚清官 制、文 书 制 度、 藩 部 朝 觐
制 度 等 内 容 有 所 讨论。[27-30]

第一点,八股等同于科举,我们所谓的这个常识是有问题的。第二个要推倒的常识就是,把科举仅仅理解为一种教育和考试制度。这是非常大的误解。其实,科举是非常复杂的综合性体系,不仅是教育的制度、考试的制度,同时是官僚选拔的制度。为什么叫科和举?科举并列,科是一种考试、教育,同时有选举。所以有的老外说,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中国民主制度的雏形——当然,这是有点耸人听闻——但是,确实在民国的时候有很大的争论,科和举结合在一起就是中国的代理制度。但是如果把科和举分开,只是把它看作科,考试的制度、教育的制度,那是对科举的非常大的误解。因为“举”这方面,选拔官员是非常重要的制度,那么,这个制度通过选拔会确立你的身份,你的非常重要的官员身份。现在我们老在讲所谓的治国理政,通过科举考试在每个位置、每个层次里都有你官员的位置,而且通过科举选拔的制度,把官员身份合理地分配到不同层次和阶层。

于是二人便将别人的婴儿带在身边,“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偷偷找到诸将说:“程婴不肖,不能保全赵氏遗孤。谁能给我千金,我就告诉他孩子的藏身之处。”诸将大喜,应允了程婴的条件并攻打公孙杵臼。公孙杵臼假意骂道:“程婴你真是个小人啊!当日不能随赵氏死难,还和我一起商量保护赵氏孤儿,今天却又出卖我。纵然不能立孤,你又怎忍心出卖这孩子啊!”于是抱着孤儿仰天长叹:“天啊天啊!赵氏孤儿何罪之有?求你们让他活着,只杀我公孙杵臼一人吧。”诸将不应,于是杀了公孙杵臼和那个孩子,“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程婴从此背负着卖友求荣的骂名,与真的赵氏遗孤赵武隐匿于深山。

二、历史事件与人物研究

举个例子,要是考中秀才,基本没戏,不能当官,但是秀才在地方上可以免除劳役,甚至可以少交税,在地方上的地位非常高,大家都很尊重你,你在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士绅;如果考上举人,就可以当县长、县令,马上变成了中层干部;如果再往上考到进士,马上变成了中央领导,就是所谓的翰林院大学士,你就变成最高一级的,皇帝的左膀右臂,变成了上层的官员。所以科举制度实际上举是非常重要的,选拔人才和官僚身份分配的问题,不仅仅是考试。

十五年后,晋景公患重病。占卜的人称是怨死的大臣在作祟。韩厥趁机把当年下宫之难的实情告诉了晋景公,并告诉他赵氏孤儿并没有死。晋景公便将赵武召入,藏于宫中。待诸将入宫问疾时,晋景公借助韩厥之力胁迫诸将面见并认可赵氏孤儿赵武,诸将与程婴、赵武一起进攻屠岸贾,夷灭其族。

关于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及相关人物的研
究,卢晓瑞对林则徐和王笃在广东禁烟期间围绕
“主战冶和禁烟举措政见方面的异同,二人友谊缘
起及破灭的过程做了详细的考辨。 作者认为,道 光二十年(1840
年)九月林则徐被革职实际上源 于以琦善为代表的“主和派冶怀柔主张迎合了道
光帝的真实想法,王笃卸职离粤前后在“主战冶政
见上与林氏完全一致,不仅未有议和主张,也未参
与议和诸事务;二人的分歧在于对禁烟举措的不
同看法,王笃偏向“弛禁冶主张,且因依附穆彰阿
及其党羽,为明哲保身、推诿责任,方有道光二十
一年(1841年)八月前后入京述职时向道光帝状
告林氏事件发生,此后二人友谊终告决裂。
诸多研究者将王笃作为羁绊林则徐销烟的关键性人
物,有失偏颇。[31]王涛基于中英双方战争亲历者
的记载、海军出版物、报刊等资料,对鸦片战争前
后英军在中国沿海的水文调查活动及影响做了系
统考察和分析,指出正是由于英军的水文调查改
变了其对中国沿海的地理认知,影响到战船、火
炮、兵力的配置以及战略战术的实施,成为决定战 争胜负的重要原因。[32]

经过身份分配的最重要的功能是科举制,我们往往把这个功能给忽略掉了。第三个部分也非常重要,促成了身份制上下的流动,使这种身份不是固定的阶层。所以中国为什么没有贵族制?贵族制就是说你终身的就是贵族,子子孙孙都是贵族,会享受爵位和爵号,占有的资产也是固定的,但是中国为什么经过宋以后,叫唐宋转型,宋以后彻底的署名化之后,所有官员的身份都是流动的,这是由科举制带来的非常重大的突破,为什么可以流动?第一,官员不可能当一辈子,你会退休,退休之后你从中央官员回到家乡转成士绅,你就为家乡服务,它是循环流动的体制。底层的普通百姓,哪怕有的人考一辈子考不上,就是活该,但你考上了你就有可能成为像曾国藩这样的封疆大吏,所以你的希望总是有的。

www.8522.com 2

在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刘晨对天京事变的
研究不囿于成说,勇于提出新见,围绕“密议冶“逼
封冶和“密诏冶三大疑案,抽丝剥茧,试图勾勒出全 新的天京事变真相。
作者认为,天京事变前韦昌 辉、石达开、秦日纲同时向天京方向移动的原因,
最大可能是接受了杨秀清的调令;洪秀全下达的
是具有突发性和非正式性的“密函冶,所谓“诛杨
密诏冶其实并不存在;杨秀清被杀的时间被洪秀 全人为地前置于1856 年9 月2
日,实际上“东升 日冶很可能在9月5日;事变前夕,洪秀全下达诛
杨明诏,诛杨实践从“同盟密议冶“靖难密函冶发展
到“公开声讨冶的阶段,并非过去学界认为的洪氏 在事变中一直是暗处操控。
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 的折损尚不能以“盛衰分水岭冶来定位。[33]祁磊
注意到咸丰十年(1860 年)上海战役进程中太平
军首领李秀成和洪仁玕的意见分歧,指出后者从
决定东征苏常沪到放弃上海这一态度的转变,成
为上海战役失败的关键因素。[34]庞毅通过讲述太
平军长沙之战中善城隍守城成功的故事,揭示出
晚清政府、地方官员对待地方神明的复杂态
度。[35]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和局冶的形成,清 政府得以全力对付太平军。
关于清军与太平军的 关系,曾志文对咸同之际总理衙门主持的兵舰外
购事件做了专门探讨,指出兵舰外购的最终失败
源于总理衙门、地方督抚、各海关以及英方的权力
博弈,而总理衙门与湘淮系督抚购舰目的和态度
的差异为要因所在。[36]围绕周立春是否经刘丽川
动员加入天地会、周立春与罗汉党的关系、周立春
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否存在“统一的上海小刀
会冶等问题,周育民著文与戴海斌进行了有益的
商榷,既丰富了人们对上海小刀会起义的认识,也
深化了太平天国史的研究。[37]作为基督教在华传
播初期最著名的华人基督徒,梁发1832年撰著的
《劝世良言》一书,直接影响了洪秀全与太平天国 运动。
司佳以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案卷中仅存
的一部相对完整的《梁发日记言行》(1830年3月
至11月)为基础,探讨了梁发的宗教观念。[38]针
对太平天国善后、“同治中兴冶的标志性事件———
江苏减赋,周健在重建1780—1900年江苏起运交
仓漕额大数据的基础上,从事件史、政治史以及财
政史的角度,重新进行了探讨,指出督抚司道在该
事件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为重赋压力下的地方
官员减负,实为同治减赋的重要动机。[39]

而且中国的科举出身,有人做了一个统计,比如何炳棣先生,他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科举上下流动体制。至少在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上,所有考中科举的这种最大的封疆大吏,他们最初的家庭都很贫寒,都是从贫民上升到很高的位置,但是贫民也是流动的,可以升得最高、但同时也会降到最低。曾国藩为什么能抵抗太平军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他丁忧在家,他是在家里边当士绅的情况下,来抵抗太平军的,他就是普通的家里面的士绅。但是他抵抗太平军之后他的位置又上升了,是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但非常重要的一点,科举制到最后实际上是身份的流动性的制度。你当了再大的官,你最后指向你的出生地,这样就保持了中国农村教育体制,很大程度上的高水平。我们现在老是提到所谓中国农村的空心化,就是没有好的教育人才留在农村,当然谁都不愿意去农村,没有一个机制保证他。科举制就能保证这个机制。比如你考中秀才,考中秀才并不意味着你能往上走,你能出来你的家乡,你只能在家里当一个士绅,但是你的地位会非常高,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现在就不能保证,大学生全跑城里去了,谁也不回家乡,回家乡当村官是为了跑更大的城市镀金,你要为了去更大的城市你才假模假式的当三个月的乡官。难道说我这回到家乡我就不走了,我为家乡人民造福,你的乡村教师工资那么低、待不住,没有一定的保证。但是秀才要在家乡里面通过教书,你的收入是有保证的。比如说还有地方的资助,比如说宗族会资助你,还有学田,专门的宗族提供学田为你服务。还有专门为科举制保证的制度,给你提供路费,给你提供到北京住宿的地方,北京叫会馆。要跑到北京会试,乡试一定在省城,从家乡到省城的路费谁出?都是地方集资,有些慈善组织大家提供这个东西。

屠岸贾既已遭谴伏诛,程婴遂告白于赵武跟前:“昔日下宫之难,大家都能追随主人死难。我不是不能死,我想的是要复立赵氏后人。现在你已长大成人,恢复了原来的地位,我要到地下报与赵盾和公孙杵臼知道。”赵武哭着叩首请求说:“赵武愿意劳苦筋骨来报答您的恩德,您怎能忍心离开我去死呢!”程婴曰:“不可以。公孙杵臼认为我能成就复兴赵氏的大业,所以先我而死。现在我不报与他知,他会认为我没有把事情办成。”于是拔剑自刎而亡。而赵武则为程婴“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

关于洋务运动及相关人物的研究,学界一般
意义上将李鸿章同治九年(1870 年)出任直隶总
督视为其洋务建设得以长足发展的起点,并进一
步将其洋务事业概括为19世纪70年代的创兴时 期、80年代的发展时期以及90
年代的停滞及破 产时期这一“三段论冶表述。 朱浒从军用工业、民
用工业和海防建设三个方面,对19世纪70 年代
李鸿章的洋务建设活动从之前的高歌猛进到后半
期停滞不前甚至部分倒退的剧烈波动及其影响因
素做了专门考察,指出光绪初年“丁戊奇荒冶引发
的财政窘境,使得这一时期的西征军务、洋务建设
与赈灾活动围绕清政府的资源分配,呈现复杂的
互动与博弈,在朝廷力保西征军务的政治格局下,
赈务最终对洋务建设形成了极大的挤压。[40]汪荣祖对洋务派代表人物郭嵩焘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做
了探讨和反思,认为郭氏对洋务以及西学的认识,
远超同时代同以洋务见称的李鸿章、沈葆桢、丁日
昌等人,已经涉及体制改革层面的思考,堪称高瞻
远瞩者,但他终未能引领时代,不为主流社会所接
受,且遭骂名,其个人境遇与结局亦成为那个悲哀 时代的最真实注脚。[41]

所以整个的制度是非常完善的,而且是非常有效的制度。所以我们把科举制理解为八股、时文,范进中举的印象,实在是太糟糕了,对科举是妖魔化的东西。这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第一点。

《赵世家》关于赵氏孤儿一事的记叙,显然是一场由忠奸双方演绎的悲喜剧。其具有极强的故事性。浑不似史家的手笔,倒更像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小说,读来令人血脉贲张,荡气回肠。后世戏剧、民间故事里的“赵氏孤儿”内容,除了事件发生时间上由晋景公期间换成了更早的晋灵公时期,以及被杀的孩子由第三者的孩子改成了程婴自己的孩子之外,基本上就是对《史记.赵世家》所记述内容的文学再现而已。

邱涛在仔细考索中日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对
甲午陆战中学界主流久已“定论冶的史实重新做
了考察和辨析,认为叶志超、依克唐阿在战争中的
怯懦表现,源于清军军火储备实际上的严重不足,
而像徐邦道这样得到正面肯定的重要军事将领,
实际上并不具备应对近代战争的军事素养和才 能。
他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的
具体认识。[42]葛业文分析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
败的原因,认为最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来自军事上
清政府军事改革不彻底、战争准备不足、战略指导 混乱 无 方、战 术 战 法 不
当 以 及 军 队 战 斗 力 低下。[43]

科举为什么是个好制度

本年度戊戌变法史与相关人物方面的研究亮
点颇为突出,可谓提前吹响了翌年戊戌二甲子周 年纪念的号角。
马忠文利用总理衙门总办章京顾 肇新与其兄顾肇熙的书信资料,对1897年中德胶
州湾交涉、1898 年春张之洞入枢受阻、翁同龢开
缺原因、总署议复康有为《第六书》、政变后张荫
桓革职原因及光绪皇帝征医等问题,做了新的研
究,纠正了一些讹说,对研究晚清政治史特别是戊
戌前后的朝局和政情有很大助益。[44]在细致爬梳
新出版的《徐世昌日记》及未刊荣禄信札等资料
基础上,马忠文重新检视戊戌政变后复杂朝局中
袁世凯的政治境遇,指出在应对山东危局问题上,
袁世凯与毓贤的分歧与纠葛,除政见差异外,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军机大臣荣禄与刚毅之间的权力
斗争。[45]此外,马忠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档案馆藏一册翁同龢“伪札冶所依据的原
本、仿本问题进行了具体探讨和分析,并对史料利
用与文物收藏的密切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46]
关于湖南时务学堂的纷争,不同于学界将此视为
新旧之争的论断,贾小叶的研究从“康党冶“康学冶
切入,重新揭示时务学堂之争实际存在着一明一
暗两条线索的多元、复杂面相。[47]此外,贾小叶就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一文的作者展
开深入的史事考辨,认为实为金梁写出的这篇内
容酷似“康党冶宣传的“忤逆冶上书,背后折射的是
戊戌乙亥年间清廷与“康党冶“新党冶之间错综复
杂的矛盾关系。[48]本年度贾小叶另外两篇分别围
绕《时务报》、刘坤一与戊戌己亥政局关系的考论
文章,进一步丰富了关于戊戌年间政局的研究。
作者指出,上海《新闻报》代表维新党人发声,在
呼吁变法、反对废立问题上的态度始终如一,在戊
戌己亥政局中的舆论界产生巨大影响;[49]而两江
总督刘坤一对于维持戊戌政变后的复杂朝局发挥
了重要作用,其参与东南互保的事实,则显示出戊
戌己亥年间其对清廷的不满。[50]戴海斌的研究聚
焦戊戌至庚子时期日本人在华创办的政论性杂志
《亚东时报》,通过中、日两方面文献的比勘互证,
系统考察了唐才常、章太炎、宋恕等人与该报的真 实关系。[51]

第二点我想跟大家简单谈的就是,科举制为什么是一个好的制度?我认为,科举是非常优秀的制度,废除它,中国教育和官僚的选拔体制最后就崩溃掉了,而且到现在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就是因为科举制被废除掉了,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但是,就在同一部《史记》中,《晋世家》有关“赵氏孤儿”的记载就大相径庭,截然不同,它根本不是什么忠奸生死搏斗的故事,而是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之间的一场权力博弈。没有哪一方特别神圣高尚,能以所谓的道德情操相标榜。

就庚子之乱及相关人物研究而言,朱英、唐论
对奕劻在庚辛中外议和中的活动和作用做了深入
考察和分析,指出奕劻临危受命,在“惩凶冶“赔
款冶等条目上有所争取,尤其是在中俄专约问题 上,更是力陈己见。
庚辛议和,成为奕劻政治生涯 的新起点。[52]刘强、李文儒系统梳理了庚子后清
廷上谕中有关“母子一心冶提法的背景与臣工反
应,以及慈禧、光绪帝二人为实现“母子一心冶政
治默契所做的努力,指出在内忧外患的政治背景
下实现皇权利益的最大化,是“母子一心冶的根本 目的。[53]

成为一个好制度,前提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阶层去掌握这个国家的命运和命脉。在古代就是所有士阶层,士是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原来的选拔是通过所谓的推举,但是推举有个很大的问题,难免受到一些关系户、或者拉拉扯扯的这样一种限制,搞关系。还有,推举一个贵族——我们知道,宋之前还有贵族,受贵族地位本身的限制,平民是没有机会进入到被推举的行列里,这是宋以后最大的转变、变化,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来保证贫民进入到上层,怎么能保证相对的公平?士阶层的出现和越来越强化,到了宋代以后,都能影响到皇帝的执政,这是科举制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阶层本身的出现和它的完善,甚至从贵族到平民的转移,这段历史太复杂了,今天没有时间展开。士阶层的形成是非常漫长的过程,士阶层本身的出现和形成是跟科举制度本身的完善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它变成了一个好制度的前提。好制度的建立当然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士阶层也是非常漫长的过程。

相形之下,《史记.晋世家》有关“下宫之难”的记载非常简洁:“晋景公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对此,同为强宗重卿的韩厥是很不赞成的,他对晋景公谈起赵衰、赵盾的功绩,称如果他们这样的人都没有后人祭祀,谁还愿意为国家效力,“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祀!”于是晋景公复立赵武为赵氏后嗣,恢复了赵氏的爵位和封邑,“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

清末最后十年汇聚了一系列性质迥异的重大
政治历史事件,因此长期为学界所关注,本年度依 旧成绩斐然。
庚子事变后,辛丑乡试开科问题成 为晚清朝野关注的热点之一。
韩策从庚子西狩、 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中系统探讨张百熙等朝臣与
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就乡试展期问题的明 争暗斗,以及士绅舆论的反应。
作者认为此次论 争既反映了庚子乱后当局协调稳定与变革的两难
处境,又显示了新政伊始主张渐改与急改的不同
趋向,同时说明清廷决策受到东南督抚严重限制,
刘坤一、张之洞坚持乡试展期的举动实为东南互 保的延续。[54]张海荣以1902
年慈禧太后为醇亲 王载沣指婚荣禄之女瓜尔佳氏为切入点,对载沣
娶妻背后的政治联姻做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认
为载沣娶妻原聘并非荣禄之女,慈禧太后和荣禄
对于两家的联姻,也并非一开始就抱有乐观其成 的态度。
载沣婚姻的变故丛生,既是“戊戌政变冶
和“庚子事变冶的共同产物,更是清末后党专权的 产物。
通过“指婚冶这种略带温情的政治手段,慈
禧太后不但举重若轻地化解了甲午战争以来帝后
之间的长期对立局面,巩固和改善了统治基础,也
有效避免了异日“戊戌政变冶旧案重提,确保了自
己与荣禄的身后之名,同时还为未来清朝的皇嗣
继替指明了方向。[55]彭剑对张謇在1904 年间为
推动清廷预备立宪所做的诸多努力进行了较为深
入的研究,认为张謇主要在三方面影响了清廷的
决策:(1)其所印制的《日本宪法》使慈禧对宪法
产生好的观感和印象;(2)对袁世凯的影响;(3)
促成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56]赵虎对
1905年清政府颁布《会议政务章程》的背景、目
的,以及朝野的讨论、反应做了具体考察,认为该
章程的出台,是预备立宪前夕清政府尝试沟通中
西政体而在体制内进行的一次制度调整,但该章
程出台后,不仅未能满足外界预期,而且遭到来自
体制内的批评,在新旧两方均不讨好,最终流于形
式,未能实现原有意图。[57]1906年清政府选派张
荫堂为查办藏事大臣,参劾前驻藏大臣有泰等官 员,并力倡西藏新政。
此为近代西藏政治史与晚 清边政史研究中的重要事件。 康欣平分析了张荫
棠得以堪此重任的原因:(1)清廷对派往西藏的
大员选拔思路已经转换,即选择具备一定外交才
能与经验的人,张荫棠具备这一条件;(2)张荫棠
在印度参与《中英新订藏印条约》谈判期间,对如
何治理西藏向清外务部发表见解,他的这些对时
势把握颇为到位的筹藏观,对他后来的任命非常
有利;(3)唐绍仪的推荐。[58]李学通依据文献与 影像史料,对1906
年彰德秋操的指挥机关、参演 部队、军演经过、观操嘉宾情况,以及秋操影像进
行了补充说明和细致考辨。 指出此次秋操并没有
审判处或评判处这种名称的机构,也没有参谋处,
更没有徐世昌负责参谋处之事,也未见徐氏本人
参加此次秋操的文献或影像记录,蒋百里也未出
现在观操人员名单中。[59]1907年7月6日安徽巡
警总局会办、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利用巡警学堂毕
业典礼之机,突然袭击参加典礼的安徽巡抚恩铭,
发动“安庆起义冶,又称“丁未皖案冶。 安东强、姜
帆对丁未皖案在推动清末政局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加以探析,指出丁未皖案虽然只是一突发性事件,
但对之后丁未政潮的走向,清末资政院的设立,谘
议局的筹办,乃至长江防务的重新调整,都产生重
要影响,显示了清政府、革命党与地方督抚等其他
政治势力的相互角力与博弈。[60]1909年1月2日
袁世凯被清廷罢免是清末重大政治事件,在已有
丰硕研究成果基础上,马勇、朱文亮从不同角度对 此问题做了进一步深入研究。
马勇认为袁世凯遭
到罢免,主要原因在于他患有足疾,以及与他派遣唐绍仪推进中美关系抵制日本的外交战略有关
联,并非阴谋论,“回籍养疴冶期间,袁世凯并不是
被禁锢,他一方面安心养病,操持实业,另一方面
与朝野各界保持着必要的联系,这也为他后来的
再度出山埋下了伏笔。[61]朱文亮则认为除了外交
上的原因外,载沣、隆裕有着同样的驱袁动机,才
使罢免袁世凯成为可能。[62]桑兵对袁世凯的《请
速定大计折》做了详细考辨,揭示了袁世凯与清
廷、拥清势力之间围绕清帝退位问题的博弈。[63]
此外,桑兵的系列论文厘清了辛亥前后对“汉奸冶
问题的认识。[64]关于辛亥革命与清末政局的关
系,李细珠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清末权力结
构的变动做了进一步阐释和深入论证,揭示了清
末“内外皆轻冶的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
要影响。[65]甲午战后十余年间,清政府始终以重 建海军为念。
关于清末海军重建,李学峰认为载 沣摄政后,才真正落实重建海军的决心,并在其支
持下,切实为推动海军兴复做出努力,并取得一定
的成绩;[66]马平安则认为清政府在重建海军方面
并没有达到加强海防的效果,不可过高估计。[67]

我刚才提到,士阶层一开始并不是跟老百姓接触很多的阶层。我们知道,儒家孔夫子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本身是平民的代表,教育者。孔夫子当时所谓有教无类的说法并不为大家所接受——因为,即便到了秦汉以后还是有贵族,贵族包括掌权者需要有人给他提供一种他掌握政权,或者说当皇帝的理由。儒家在某种意义上,孔夫子——我们知道惶惶如丧家之犬,所有的他讲的这些东西都没人听。但是在汉朝的建立过程之中,皇帝意识到了,必须有人论证我皇朝建立的正统性,否则我的皇朝没办法往下来维持。儒家在这时候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提供合理性,比如说为什么要当皇帝。那时候的儒家为了这个目的,制造了很多假的经书——那时候叫谶纬,谶纬就是编造了很多东西。比如说编造的神话,孔子在鲁国的门前,上面飘了一个血书,血书上面写的就是刘家人应该当皇帝,像类似这种神话很多。所以,我们现在不要以为儒家一开始就是非常实事求是的,非常具有人文气息的一帮人,实际上他们也是为了刘家当皇帝说了很多假话。而且他们的经书研习是非常专门的、古典的,老百姓没办法接触到。最初我说的到汉,到唐宋,宋代以前的儒家,为什么我不认为对老百姓影响有多大,都是因为他们在上层的里面念经书,为皇帝的合法性制造舆论。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让老百姓接触这些东西,所以我一直不认为,现在很多的新儒家认为,自古以来儒家占有多大地位,儒家有多么大的影响,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这里,“赵氏孤儿”的故事情节就明显不同于《赵世家》的记载了,一是赵氏孤儿根本没有遭到追杀;二是既然赵武生命安全无虞,程婴、公孙杵臼这些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人物就自然无需存在并出现了;三是“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史记》一书中《赵世家》与《晋世家》自相矛盾,应该说《晋世家》的记载更为可信,且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左传.成公八年》的记载相一致。即,是在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而非在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因为晋景公三年后,《左传》、《史记.晋世家》尚有不少赵括等人参与军政要务的记载,若是该劫难发生于晋景公三年,那之后赵括等再出场,岂不是活见鬼了。四是晋景公所诛并非赵氏全族,而仅仅有针对性地选择了赵氏中的赵同、赵括家族,其他赵氏中的赵旃等人不受任何牵连,继续当着他的卿大夫。

三、晚清中外政治关系研究

从汉到唐,唐代儒家地位很低,很多皇帝都信佛,也有皇帝信道家,儒家在这里面的地位并不是很高。宋以后儒家的地位提高了。为什么会提高?我只讲一点,过程很复杂。朱熹曾经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了,得让老百姓有祭祖的权利,祭祖原来是贵族的特权,皇帝有祭五代以上祖先的权利,大臣没有,但是老百姓是没有的,这是特权。但是朱熹写了一本《家礼》,认为“礼”应该往下走,让老百姓有这种权利,跟上层相对平等起来。一旦老百姓有能力去祭祖的话,这就是不得了的事情:首先家里就有祠堂了,一个宗族一个大的家族有更大的祠堂,在更大祠堂的情况下必须要修族谱,你才知道你的祖先脉络是什么,你修了族谱之后就“敬宗收族”,老百姓慢慢就聚拢起来了,形成非常大的集团。你在集团里面谈儒家的思想——后来宋叫乡约,宣讲很多理念就有了一个平台,如果没有祭五代以上祖先的这样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祭祀体系的话,儒家的思想不能下去,老百姓凭什么听你儒家的指挥?但是有了敬宗收族,大滚雪球似的运作,儒家思想一下子就下去了,就变成了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基本伦理、观点,就可以解说了。否则大家都到宫廷里面研究高深的学问,经书的注释,老百姓没有关心的。

《史记.晋世家》有关“下宫之难”与“赵氏孤儿”的记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所本的,这个“本”,就是它的更早出处,乃是先秦原始史籍《左传》与《国语》。换言之,即《晋世家》的叙述,与《左传》《国语》的记载基本上相一致。

从全球史的视野研究晚清以降的中外关系,
探讨中国从清代“宗藩关系冶到近代“外交关系冶
的演变,是近年来晚清中外政治关系领域重要的 研究趋势。
本年度这一研究趋势进一步加强。

儒家的精髓就是怎么能协调人际关系,是日常生活当中的技术、伦理、道德相互之间的关系怎么相处,而不是很高深的形式上的思想。你看《论语》,看孔夫子哪里提什么高深的道理?全是讲我怎么跟朋友相处、怎么跟父母相处、怎么跟子女相处,都谈过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变成了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必须通过一种家里的程序往下走,这样就下去了。所以为什么科举制必须得有好的制度作为背景,就是因为宗族的出现。宗族在宋朝出现,变成老百姓能接受儒家的基本伦理道德观念、相互之间相处的规则和原则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出现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谈科举制度为什么是好的制度了。

《左传》是这样记载“下宫之难”与“赵氏孤儿”的:赵朔之妻赵庄姬与赵朔的叔父赵婴有奸情,“晋赵婴通于赵庄姬”(《左传.成公四年》)。事情败露后,赵婴被赵同、赵括兄弟驱逐出晋国,并客死在齐国(见《左传.成公五年》)。赵庄姬因此而怀恨在心,在晋景公面前进谄言加以诬陷,“赵同、赵括将要作乱”。与此同时,与赵氏家族早有矛盾的栾氏、郤氏家族趁机出面为赵庄姬作证,“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赵同、赵括)将为乱。栾、郤为征。”于是,晋国诛杀了赵同、赵括,并灭其族“六月,晋讨赵同、赵括”(俱见《左传.成公八年》,也即晋景公十七年)。

郭卫东对晚清对外关系中中央和地方外交并
存的二元化现象以及地方外交从广州外交到天津
外交,进而到东南外交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做了 较为系统的考察和论述。
指出晚清地方外交是传 统时代向近代过渡的产物,其发展演变过程反映
了从东方朝贡关系到中西贸易关系,再到国家条
约关系的演变,显示了国人认知从“夷务冶到“洋
务冶再到“外务冶的三段式进阶,表现了从广州贸
易体制到口岸通商体制,最终到中央外交体制的 转型。[68]

成为一个好的制度这个前提已经有了,这个好的制度作为平台搭起来了,就涉及到了皇帝怎么来治理国家的问题。原来是通过推荐,孝廉、孝子推荐到中央,现在觉得那是一个容易作弊,我净推荐我熟人,我互相知道的,可能这个熟人未必是很有才的,但是我通过这样的熟人关系把他推选上去;还有一个就是局限于贵族,都是贵族自己在这儿把自己的子弟推荐到中央去了,结果到了中央之后都没本事,这个国家怎么治理?所以从效力上,从推举、荐举,一直到宋以后的科举开始,我们必须要通过考试的方式。考试的方式有一个好处,把贵族的这部分排除掉了,老百姓谁都可以考,只要你有能力。还有,基本排除了所谓的拉关系的做法,这样一排除,整个的制度就被理顺了。

变乱发生的当时,赵武跟着赵庄姬住在晋景公宫里(“武从姬氏畜于公宫”),并无遭追杀的威胁。而《左传》有关韩厥的谏诤记载,更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而保天之禄,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鳏寡。所以明德也!”,于是乎,晋景公“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左传.成公八年》)。

晚清中英、中日、中法关系的研究,一直是研
究者关注的重心。 中英关系方面,张建斌根据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对1902年中英双
方围绕长沙开埠过程中城内设立关栈、厘金征收与治外法权等问题反复交涉的过程进行了专门研
究,揭示晚清修订新约的大背景下中英双方的观
点与矛盾。[69]赵欣利用英国原始档案和报刊资
料,对“门户开放政策冶在英国的缘起、出台、实
施、变革及影响等内容做了重新梳理和解析,指出
该政策最早是由英国提出并推行,后来转手于美
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华的主要外交 政策。[70]

宋以后,家礼下去了,有宗族在底下做支撑,宣传儒家思想,老百姓都慢慢能接受这个东西了,教育在基层就变成了越来越普及:通过私塾、通过书院通过所有的方式让老百姓知道儒学是怎么回事,儒家到底是什么。这个考试也就通过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的方式,慢慢滚动往下走,就变成一个非常良好的良性互动。

历史学最忌讳“孤证”,《赵世家》的叙述虽生动感人,但却是孤证,而相形之下,《晋世家》的叙述,有更早的文献,如《左传》、《国语》等,能够进行对勘与验证,这无疑更符合历史的逻辑与表述的要求,更值得采信。而《赵世家》却难以赢得天下之众的高度信任,之所以会如此,就在于《赵世家》更多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意愿而解构历史,使历史的本相淹没在历史重构的重重迷雾之中。

中日关系方面,戴东阳对日本学者高桥作卫
的高升号事件研究进行系统的学术史梳理,指出
高桥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其研究目的是 为日本浪速舰行为正名。
学界对其核心观点开战 责任说及事件过程已有辩驳和新的研究,但在对
两位英国国际法学者的论说、日本政府的处置、英
国政府的态度等评价上,仍存在高桥影响的痕
迹。[71]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借口“保护冶朝鲜侨 民,挑起“间岛问题冶。
李花子对“间岛冶地理概念 的形成与日本的关系进行了重点考察。 指出“间
岛冶地理名称是近代朝鲜人向图们江以北地区移
民、开垦的产物。1907年日本利用朝鲜人向这一
地区渗透时借用了“间岛冶概念,它是日本准备行 使特权的势力范围。
日本统监府派出所界定的 “间岛冶假定区域,不但包括海兰河、布尔哈通河
及嘎呀河流域(后来的延吉、和龙、汪清县),还包
括二道松花江流域(后来的安图县)。 由于吉林
边务公署的牵制和斗争,日本外务省在签订《间
岛协约》时不得不调整其范围,特别是将二道松 花江流域排除出“间岛冶范围。
“间岛冶地理范围 的最终确定,揭示了日本利用朝鲜垦民向图们江
以北地区渗透扩张的过程。[72]

一下子我们就知道,科举制跟那个好处是配套的,有好的教育制度、有好的官员选拔制度,好的上下流动的体系。科举制度就变成了中国真正的选拔制度和政治治理,所有治国理政的一个最关键、最基础的一套制度。为什么是个好制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基本背景和脉络。

中法关系方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是中法
战争过程中双方试图取得妥协的一个和约。 由于
双方谈判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双方最终兵戎相见, 中法战争因此重启。
张振鹍对影响中法战争由和 转战的关键性文件“福禄诺节略冶进行了史实考
辨,指出1884年5 月17 日李、福会谈后,李鸿章
并未将福禄诺提交的这份法国执行《中法会议简
明条款》的路线图报告清政府,北黎冲突后又刻
意制造“节略冶中关于清政府撤军日期等内容在
李、福会谈时即由福禄诺涂抹的假象,并蒙蔽英报记者,使其加以报道宣扬。
正是由于李氏隐瞒了 该节略的真相,导致战争再起。[73]1898年的上海
第二次四明公所案,是上海地方史、中法关系史和
晚清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葛夫平对该
事件发生的起因、交涉经过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
考察和论述,认为清政府在该案交涉过程中,利用
“地方外交冶和“以夷制夷冶策略,虽然一定程度上
达到了为总理衙门减压的目的,抵制了法方的一
些侵略要求,使得法国政府最终放弃浦东和南向
的扩界图谋,但其作用终究有限,反而使清政府的
外交显得进退失据,直接导致上海法租界的 扩大。[74]

具体的我刚才也提到了,我可以举几个例子——这一部分的史料非常多,我就举一个考试的例子。比如雍正七年,江南乡试——就是秀才考举人的时候必须要参加乡试,到省会去考。它的题目有三场:第一场四书五经;第二场就有论、诏、诰、表、判五条;第三场就是策问,策问都是国计民生的题目。其中,包括怎样做到“诚”。我们搞历史的、思想史,什么叫诚,你把诚说清楚,不容易。你要说清楚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容易吗?

但即便是《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等史籍有关“下宫之难”的相对比较平直的记载,同样也抹不去真实历史被重新建构的诸多痕迹,同样也伴随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诡异魅影。

中国与周边国家宗藩关系的终结,一直是晚
清中外政治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朝鲜不仅是
清朝宗藩体系下最重要的藩属国,也是最后一个 终结宗藩关系的藩属国。
甲午战争宗藩体制解体 前的中朝关系是本年度的研究热点。 张礼恒对甲
午战争前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以及清政府对朝政策 进行了系列研究。
他从东亚儒教社会整体转型的 宏观视野出发,对光绪七年(1881年)清朝驻日使
领与朝鲜“朝士视察团冶在日期间基于宗藩体制
的特殊规制开展的交流活动做了具体考察,指出,
双方围绕国际大势、中朝两国的困境与出路所做
的讨论,以及对待日本明治维新的全方位评判,都
带有明显的中国印记,展现了中朝两国在全球化
运动中的艰难抉择。[75]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张礼
恒进一步探讨了李鸿章对待朝鲜的“不沾不脱冶
交往原则,认为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是
清晰和一贯的,具体体现为李鸿章在1882年提出 的“不沾不脱冶原则。
该原则是对清政府此前解 析中朝宗藩关系模糊、含混的修补,是李鸿章在列
强环伺形势下对宗藩体制的一种灵活性新解,主
旨仍然是为了维护宗藩体制的权威性。[76]“朴定
阳事件冶是清代中朝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尤淑君
从中国、朝鲜、美国、日本等多方关系中对该事件
进行重新审视,认为朴定阳出使美国之事,正是清
政府检验宗藩关系是否被欧美各国所接受,也是
朝鲜向国际社会宣称自主的绝佳机会。 但由于中
国、朝鲜及美国对于“自主之国冶一语的不同理
解,加之朝鲜内部的党派斗争与改革思想,使得中
朝两国的争端趋向表面化,也让朝鲜决心引入日
本势力,从而埋下了甲午战争的隐患。[77]

第二道叫驭吏之道,你用什么办法来控制一个官吏?因为江南这个地方经常打官司,你面对官司怎么能避免?因为有很多的豪门是可以不纳税的,所以很多人就用自己的名字寄托在豪门里面,豪门为了把他们拢住,说你们可以免税,但是你得为我干活,这就叫诡计和飞洒,然后这些人就可以变成免税,然后就被豪家所控制变成他的家奴,但是国家在赋税上就会受损失,这种现象非常多。从法律的意义上怎么处理这些现象?这是雍正七年乡试题目第三场的第五道题。五道题里面还有一道题,序号我忘了,你怎么储备粮食?我们知道古代有常平仓,有社仓、有义仓,常平仓是国家的,就是相当于国库在地方上设的储藏粮食的,到了灾难的时候,洪灾、涝灾的时候发放粮食,还有义仓、社仓,社仓就是老百姓自己的,地方集资办的仓。那么这些仓储、常平仓的仓储这样的制度是如何演变的?它的起源是在哪儿?经济式的问题,对我来说很难,我要把它说清楚我得查资料去。

《左传》等史籍记述“下宫之难”的基调,是展示一场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大宗之间以及各大强卿豪门之间的倾轧与冲突,斗争的各方,都不是出于高尚的道德动机,而仅仅是为了排斥对手、消灭异己,攫取更大的权利。貌似比较公正,但其实则有所不然。细加体味,我们可以发现,这段历史的叙述者,还是多少流露出其好恶爱憎的倾向性态度的。

晚清中俄关系方面的研究也有进一步拓展,
陈开科在充分利用中、俄文献档案以及晚清报刊
资料的基础上,对1891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的旅
华事件做了系统论述和分析后指出,此事件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俄国对华政策以及晚清中俄茶叶 贸易的发展。[78]

法律式的题目有,经济式的题目有,再一个防止基层的官僚侵挪基础之利,虚报数字,随意勒派,稽查不清之弊,公务员的职责如何去监控?这是相当于公务员的题目。还有河务塘工,你要详细评述海塘建筑的得失,而且你要从水利学的角度去谈,江南一带的防水防涝海塘工程的建设问题,这个相当难。现在的高考哪有这么难的题目?比现在的高考题目棒多了。里面涉及到的国计民生各个方面,再加上你对经典的把握,有人文有社会科学,还有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都有,给我题我答不好,我虽然是教授,我得准备一下,你给我题目我得答得让皇上满意,比较难。

他们的基本立场,是站在赵氏这一方的,对赵同等人遭遇灭门之祸不无抱有浓浓的同情与怜悯之心:晋景公轻易相信赵庄姬的诬告之辞,这难道不是“昏庸糊涂”?将曾对晋国发展有大贡献的赵氏置于死地,这难道不是忘恩负义,刻薄寡恩?让与赵氏有隙的栾氏、郤氏作伪证,给赵氏落实“莫须有”的罪名,这难道不是借刀杀人,蛇蝎歹毒?所以,表面上虽从权力之争的视角叙述这个历史事件,但实际上,处处蕴涵着叙述者的思想立场、价值取向,巧妙地为赵氏鸣冤叫屈,不露声色地对晋公室加以贬损抨击。而之所以这么做,真实的动机,只能是从维护胜利者的立场出发而有意识地对历史加以选择性的重新建构。

晚清中葡关系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年度
也取得一定进展。 张志勇论述了19世纪60年代
中葡通商通航条约谈判过程,并注意到英人赫德
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赫德所提在澳门设关
收税与收取澳门租金的建议成为总理衙门压迫葡
萄牙公使放弃不合理要求与之进行讨价还价的重 要条件。
而赫德站在清政府立场反对按照原议换
约,以及提出购买澳门的计划,导致中葡换约最终 失败。[79]

第二,光绪二十四年会试的题目,第一场四书、第二场五经,第三场就测五道,比较实用的问题,比如说古今学校的一统,古今学校的,具体讨论朱熹有一篇东西,学校共举义,还有一篇也是宋人的东西,学校论,这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谁优谁劣。第二个题是团练之法,这个题目说(三代以上兵出于民,人尽之兵,国无养兵之费;三代以后,兵以民分,费日多而兵亦弱,有时团练民兵则邻里骚动,其故何以?)就是说三代以上是兵民合一的,平常老百姓耕田,然后战时就当兵,后来把兵和民分开了,我专门养兵,但是养兵的费用越来越多,但是为什么战斗力越来越弱,你能给我解释吗?团练练兵的时候导致了邻里的骚动,你得另外搞一笔钱,那么你办团练明显的因为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涉及到实际问题,马上科举里面就会出这个题,军事史。

在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所有记叙“下宫之难”的史籍中,《左传》是“始作俑者”,换言之,它是《国语》、《史记.晋世家》叙事上的“母本”。所以,“下宫之难”事件的历史重构之发生,穷本溯源,就必须从《左传》说起。

此外,王宏斌对中国外侨政策从设立“蕃坊冶
到“租界冶的演变过程做了颇有学术价值的考察
和论述,进而审视鸦片战争后中国丧失治外法权
的历史渊源。[80]徐春峰、屈春海对清政府设立驻
巴拿马总领事馆的缘由、过程以及总领事欧阳庚
调查侨民等活动做了专门研究,指出清政府出于
外交对等的原则和意识,在巴拿马于1903年宣布 独立、1907
年提出在华设立驻华总领事府的同 时,已经有在巴拿马设立总领事馆的允诺,直至
1910年为进一步保护巴拿马华工才正式设立驻
巴总领事馆,作者认为驻巴总领事馆的设立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81]

还有经济史里面关于钱法、币制的题目。钱法之坏,莫坏于私销私铸,入得其币,何为善策?私铸钱你怎么办?还有唐有飞钱,这都是货币史,(宋有交子、会子,金元皆有交钞其行用之法如何?能使国用富施,财货流通,国施钱币不可已施,而国衡事已为贫富???)什么道理?古时钱币少而国衡有余,后时钱币多而国衡不足,什么道理?就像现在的经济史一样,钱越来越多,但是财富越来越少,什么原因?当代的经济学家恐怕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类似的题目非常多。当然,例子举起来就没完没了了。我举例子就是说明,科举制内容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不是八股文章所能解释的,这是需要特别地加以说明。

据学者研究的结果,《左传》一书在记叙春秋诸国历史过程中,以载录晋国的史事最为翔实,故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测,晋国的国史,是《左传》史料的主要来源。现在的问题是,构成《左传》的晋国史料文献是否充分可靠,是否属于不带任何倾向性的客观历史。

四、结论

这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第二部分。

要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以界定《左传》的成书年代和考察晋国政治生态的嬗变为基本前提。

笔者大致从三个专题对2017 年度晚清政治
史学科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简要梳理和介绍。 就发
表的学术论文数量而言,共计84篇,除文中提及
的1本专著外,《清光绪帝死因鉴证》、韩策的《科
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马平安的《慈禧与晚清六
十年》[82-84]等,亦是2017年度晚清政治史研究领
域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笔者目力所及的这
88篇(部)研究成果中,晚清制度史32篇,历史事 件与人物研究42
篇,中外政治关系14 篇。 可见制度史和事件史,仍旧是晚清政治史研究领域的
重心。

科举的代议制内涵

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崔述与杨伯峻的观点,较为合理,值得参考。崔述《洙泗考信余录》卷三云:“战国之文恣横,而《左传》文平易简直,颇近《论语》及《戴记》之《曲礼》、《檀弓》诸篇,绝不类战国时文,何况于秦?襄、昭之际,文词繁芜,远过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于世者尚少故尔。然则作书之时,上距定、哀未远。”这里,崔述给《左传》的成书年代大致划定了一个范围,“上距定、哀未远”。

纵向比较来看,2017年度晚清政治史研究取
得的成绩亦值得肯定。 从数量观之,2014年度学 科综述重点介绍研究成果68
篇,2015 年度32 篇,2016年度63 篇,[85-87]2017 年发表的研究成 果数量为近4
年来之冠。 且2017 年亦没有相关
“历史周年纪念冶活动的推出,满族史和满汉关系 研究的热点在2016
年凸显后,本年度并不突出。 虽然由于不同综述撰稿者关注点的差异,仅从数
量并不能完全反映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特点和趋
势,但亦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晚清政治史研究作为
比较成熟的独立学科,尽管和民国史研究、抗日战
争史研究等目前学界的显学相比有“寂寥冶“衰
颓冶之象,实际上这种“寂寥冶“衰颓冶恰恰是该学 科成熟、稳健发展的重要表现。
2017 年,国内晚 清史学界推出的这80 余部(篇)优秀研究成果,
已从一个角度表明,该领域的研究继续保持着旺 盛的活力。
相信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方 法的理论指导下,借助清史资料建设“黄金时
代冶[88]的东风,晚清政治史研究,仍大有可为。

刚才我也提到了,实际上科举制不仅仅是考试制度,还是身份分配制度,甚至是区域性的代议制度,因为科举制名额的分配是按地区走,相对照顾到公平性,比如江南是出人才的地方,但是江南的名额虽然是最多的,但是相对就考生的比例和给的名额之间差距是非常大的。一万个考生里面出那么几个人,但是给贵州、云南和广西这些偏远地带的名额就相对多一点。多不会太多,但是考生少,名额给的相对多,所谓考生和供求比例之间就比江南还要大,这是相对公平的。但是有人认为这导致了人才积压,因为江南人才太多,太优秀,所以就变成很多人考不上,但考不上科举之后也造成另外一个现象,清代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清代的学术史非常发达,很多人做考据学,都坐在家里面关起门来,但是必须家里面要富庶,他去做了专门的学问,所以也导致了清朝的学术非常发达。基本上我们知道,有扬州学派、常州学派,都在江南这一带,也导致了学术的繁荣,某种意义上遏制所谓的仕途的升迁,反而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地区性的学术发达,这是相当辩证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在这样的角度理解清代的学术和清代的文化发展。

今人杨伯峻在其《春秋左传注》的“前言”中,更进一步加以考证,得出结论:“足以推测《左传》成书在公元前四〇三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三八九年)以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中华书局2009年版,前言第41页)

参考文献:

为什么是代议制度,因为科举制上下流动,很多人在地方社会里面,担当的是所谓的国计民生、为人民造福利的角色。比方,办私塾还是修桥铺路,等等都是由秀才和士绅阶层完成,但士绅阶层某种意义上,就是代表民众利益说话的那个代议的阶层,他会提出一些要求,会向县令、或者更高阶层的官员提出他自己的要求,我觉得这就是代议制,这就是中国的民主,不要认为民主就是一票,这是票选。同时也有一种民主的程序叫代议制,必须由某一个阶层来代替你来投票,或者来代替你来申诉你的利益、要求。士绅阶层就是中国式的代议制,很典型的。当然,我没有这个意思,一定跟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制是一回事,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代议的成分在里面。代议不能是理想化的,西方式民主也很烂,很多地方也用的一塌糊涂,用在泰国、缅甸经常搞政变,用到非洲更糟,那种所谓代议制都变成贿选,乱七八糟,如果民主用的不好,照样是烂东西,用好了就是好东西。中国所谓的民主,实际上跟科举制本身的代议性质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崔、杨等人的考据结论可信,那么,说明《左传》的成书是在“三家分晋”之后数十年,当时晋国已不复存在,它已作为一个曾有的符号永远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左传》对晋国历史的描述,具有很显然的追叙性质,而追叙则意味着历史的重新建构有了运作的空间,意味着写史者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可以作有选择性的取舍。从这个意义上说,《左传》成书于战国初期,那么其追述春秋历史,是一定会打上特定的战国初期的烙印的,同时也一定会反映出春秋历史演变的政治奥秘。

[1]赵虎.政务处与辛丑回銮前的新政举措[J].清史研
究,2017(1):66-76.

废止科举后遗症

其次,我们在考察“下宫之难”史实时,更必须注意到晋国政治生态的嬗变及其影响,必须看到赵氏宗族是晋国政治变迁中的胜利者、受益者这一点。因为这对于“下宫之难”这段历史的重新建构,乃是其重要的动因,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

[2]赵虎.
清末督办政务处与各方关系述论[J].近代史学刊,2017(1):76-98.

时间的关系,最后跟大家交流一下,也是我这次想跟大家交流的题目,科举制被破坏的后果是什么。

晋国自公元前669年晋献公攻灭聚邑,尽杀群公子之后,公室衰微,逐渐形成了国君与异姓贵族联合执政的基本政治格局。在这种局面下,国君与异姓贵族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国君主要是通过驾驭与平衡异姓贵族势力,来操纵政局,主导统治;而异姓贵族对国君则是既依附,又对抗,同时,各个异姓宗族之间也是或结盟,或倾轧。这样复杂的政治生态,决定了晋国君卿关系、卿大夫之间关系,不时出现激烈对抗、交锋的场面,势力此消彼长,动荡此起彼落。

[3]赵虎.
仿行内阁:清末会议政务处述论[J].西北大学 学报,2017(3):166-172.

跟科举制本身的性质有关,第一破坏了所谓的科和举之间的关联性,原来科举制是教育制度,同时也是官僚制、待业制度,科举废除之后最大的恶果就是把“举”的部分彻底排除掉了,只是变成了“科”,这是张之洞最大的罪过。张之洞当年搞科举,他是跟康有为他们提的方案比较一致的,也就是说先用策问代替八股——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国计民生的那套策问,他最后提到第一场,后来光绪听了他的话全部改成策问。后来张之洞说这不行,都改成策问,人文没法办,四书五经没人读了,中国最传统文化被抛弃掉了,这不行。张之洞提出的建议是,第一场策问把经书、四书五经摆在最后一场,我觉得这就是中体西用,张之洞提出的原则就是中体西用,中国的文体以西方为用,把技术引进过来了,中国的人文这块要延续下来,这是非常对的,非常英明的,也就是说把策问的国计民生,一开始我就开始考你这些政治、经济、中西关系、中外交通这些,一开始就考你,四书五经作为托底,没有中国的传统文献和典籍做基础,你这个人就不对。但是张之洞的整个的设计,仅仅过了五年,他就跟袁世凯同时上书,光搞策问不行,搞策问现在学堂的教育没有办法来协同,所以我们慢慢要把科举的学额越来越减少,有一部分学校空出来给学堂,这是慢慢地改变科举的最重要的措施。当然后来光绪说也可以,就这么办吧。

总的来说,晋国政治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君权日趋衰微,而强卿大宗的势力则是日益膨胀,渐渐控制了晋国的军政权力。当然,这个过程是曲折起伏的,作为国君,自然不甘心大权旁落,殊死反扑;作为大族,则既要向公室夺权,又要与其他大族死嗑。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刀光剑影,你死我活,围绕着公室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相互之间的一系列矛盾,晋国曾发生了多起君臣弑杀、众卿争斗的闹剧。如晋灵公被赵穿弑杀;
晋厉公灭郤氏家族;栾氏、中行氏弑杀晋厉公等事件。而晋景公与栾、郤氏联手发动“下宫之难”,翦灭赵氏,只不过是类似事件的又一场上演而已。而对晋景公来说,“下宫之难”亦无非是他充分利用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希望借此来削弱各方势力,以达到巩固公室的目的罢了。

[4]李俊领.礼治与宪政:清末礼学馆的设立及其时局因
应[J].近代史研究,2017(3):28-45. [

还没过多长时间,突然张之洞说,不行了等不及了,现在外患越来越重,我们被西方人打的不行,必须废除了,咱们不能再等着学额再分配,再过几年越来越递减,全部废除科举,全部改为学堂。最后没办法了,已经刹的像过山车一样往下冲,停不住了,最后就一下废了。废了最重要的原因,大家一直在争论,学堂跟科举的观念是什么?学堂能不能代替科举?后来发现代替不了,学堂都是专门治学,就像咱们现在的理工男一样,全是搞专门的,法学、经济学、物理学、光学,越来越职业化,但是职业化没有人文做基础,中国人完全变成跟着西方跑的制度,现在也是跟着西方跑,这是教学的内容。

赵氏是晋国诸多强卿宗族中的显赫一族,更是晋国政治权力格局里的重要一极。从《左传》等史籍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赵氏一族的对晋国政治的参与及其影响,自晋文公时代起,就一直非常深入与密切。并且,与先氏、狐氏、中行氏、郤氏、栾氏等大族旋起旋灭所不同,赵氏在晋国的政坛上长期屹立不倒、绵延不绝,可谓是与晋国的历史相始终:晋文公时代有赵衰的身影,晋襄公、晋灵公时代有赵盾的擅权,晋景公时代有赵括、赵旃等人的张扬,晋厉公、晋平公时代有赵武的登场,晋定公时代有赵鞅的亮相,晋出公时代有赵无恤的表演,他们在晋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纵横捭阖。中间虽然也曾发生过“下宫之难”的波折,导致赵括、赵同等人被灭族,使赵氏的政治上升势头一度暂时受到挫折,但不到一年,就卷土重来,死灰复燃,恢复了元气。直到晋国末年,攻灭智氏,变“四卿共治”为赵、韩、魏“三卿主政”,乃至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其中起主导作用,实际操盘的,都是赵氏一族。

5]彭雪芹.内简与外补之争:清季巡警道员的选任[J].
广东社会科学,2017(6):135-144.

第二,学堂没有科举那套官僚的选拔机制,学堂只是养士,而不取士。最近我写一篇文章争的就是这个,科举是取士的,教育完了之后我要给你选拔上来成为一个官员,学堂不管这事,最后给你文凭,走人、爱谁谁,到最后学堂出来最多的人都是一帮理工男,第二最多的是军阀,都到军事学堂里面去了,军事学堂好学,学了半天之后马上就出来拿枪当官了。第三是法政人才,搞了一帮法官,到日本去骗吃骗喝,到日本去学法学非常容易,不用懂日文有人给你翻译,叫示范生,法学示范生回来之后马上可以教一老一少——中了科举的秀才往上升不了的老头在听课。到最后,实际上选举这一块完全被学堂卡掉了,没有了,第二上下流动的机制被彻底摧毁了。原来科举制是保证官僚选拔之上下流动的,退休之后回家乡服务的,当不了官可以一辈子考,不一定就考上了。

赵氏尤为厉害的,是其头面人物大多老谋深算,高明睿智,既富有战略智慧,能洞察时局发展之大势,又精明强干,具有非常杰出的行政办事能力。赵衰的多谋善断、赵盾的睿哲干练固不待多言,赵文子赵武、赵简子赵鞅、赵襄子赵无恤等人,又哪一个不是顶尖的厉害角色!他们或首创“军功爵制”,在制度建设上做出重大的建树;或顺应时代的潮流,主动改革田赋征发制度,在政治角逐中尽占先机之利。终于在晋国政治演变的舞台上成为首屈一指的主角,笑到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胜利者。在当时许多人的眼里,赵氏一族乃是替代晋国,主宰天下的不二之选。如汉简银雀山《孙子兵法》佚文《吴问》中,孙子为吴王阖闾预测晋国政治的走向,就明确指出:赵氏宗族的情况,与范、中行、智、韩、魏等五家大不一样。六卿之中,赵氏的亩制最大,以一百二十步为畹,二百四十步为亩。不仅如此,其征收租赋向来不过分。亩大,税轻,公家取民有度,官兵数量寡少,在上者不致过分骄奢,在下者尚可温饱生存。苛政丧民,宽政得众,赵氏必然兴旺发达,晋国的政权最终要落入赵氏之手(原文见《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上编,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94-95页)。孙子的看法,应该说是代表了当时不少人的普遍共识。

[6]赵卫宾.清末新政期间新疆警政的创建与发展[J].中
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1):110-117.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