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简要介绍,荣毅仁简历

是以荣毅仁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本家族,任弼时同志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荣毅仁( 1916年5月1日 — 2005年10月26日
),中国江苏无锡人。1937年毕业于中国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民建成员。1957年曾被陈毅副总理誉为“红色资本家”。2005年10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是第一、二、三、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原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
早年接受中西方文化的启蒙教育。
1937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
1939年兼任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 1943年兼任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
1945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
1950年后,历任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恒大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主委、华东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1957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工商联副主委。
1959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9年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982年—2001年3月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1982年后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校董事会董事长。
1983年起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当选为全国工商联第六届执委会主席。
1992年12月至1993年任第一届海协会名誉会长。
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93年3月辞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的职务。
1996年9月9日被推举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荣誉会长。
历任全国工商联第一至五届执委会副主席,第六届主席;民建第一至四届中央常委、副主委。
第一、二、三、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荣毅仁家族
荣氏家族,是以荣毅仁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本家族。他们靠实业兴国、护国、荣国,在中国乃至世界写下了一段辉煌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德步评价说:“从近代开始,荣家三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创办的企业是中国民族企业的前驱;解放后,荣毅仁支持中国政府的三大改造,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荣家第三代荣智健等人对中国市场经济、新兴民族企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荣家的老家在无锡荣巷,位于无锡市西郊。其祖先种稻植桑,以忠厚传家,于明代正统初年从金陵迁来,形成上荣、中荣、下荣三个自然村,直到民国初年才正式建镇。现在的荣巷已经并入市区,但仍保留了一条约400米长的老街,沿街还有150多组青砖黛瓦的老房子。
荣氏鼻祖,荣启期(前571——474年)字昌伯,春秋时期郕国人,生于周灵王元年,卒于周元王二年,终年98岁。荣氏祖先本与西周姬姓同宗,“周成王卿士荣伯食采于荣,因以为姓氏”。周庄王四年,荣叔公“奉王命见鲁桓公,有功社稷,封为上谷大夫,始迁于鲁,宅居郕邑(今山东汶上,古称中都),是为鲁宗之始”。荣启期为叔公后人,精通音律,博学多才,思想上很有见解。曾为孔子师。后孔子初仕之地就是中都汶上,担任中都宰。
荣宗敬的祖父荣锡畴(1823-1863)当家时,他开始做长途贩运的小本生意,经常驾着小船经太湖、吴淞江等河道往来上海。传到荣宗敬的父亲荣熙泰手里的财产,只有几间旧屋,但这些原始的商业活动,却为荣家子孙注入了最初的商业细胞。一百四十多年前,在太平军打到苏南的战乱中,荣熙泰的祖父、祖母、父亲、两位伯父、伯母、堂兄,以及他自己的兄弟,不幸全部遇难。荣氏家族的男人只剩下了一个,这就是荣宗敬、荣德生的父亲荣熙泰先生。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是荣氏商业家族的第一代掌门人。
自1919年到新中国成立,荣家先后开办了无锡公益工商中学、上海中国纺织染工程补学校、江南大学、上海中国纺织染专科学校等,同时增设分设校内面粉、机电、化工、数理、商业、农业等许多专业系统,约培养高级人才1200多人。荣尔仁、荣德生的女婿李伟国、荣鸿仁等荣氏第二代传人都曾在荣氏企业里头身居要职,是荣宗敬去世后荣氏企业后期发展的几个主要推动者。
荣毅仁墓 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华侨公墓内,为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陵墓。
社会评价
荣毅仁同志是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青年时代,他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进入家族企业勤奋工作,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办好实业,报效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旧中国的积贫积弱、民族工业发展的艰辛,给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他以深刻的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他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他成为共产党的真诚朋友。1950年6月,荣毅仁同志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教诲,使他深受鼓舞。他坚决拥护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在国家发行胜利折实公债时,他主动认购650万份。他积极支持抗美援朝,捐献七架半飞机和大量衣物。1954年5月,他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提出对申新纺织公司等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作用,为新中国的工业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普遍尊重,被称为”红色资本家”。1957年1月初,陈毅同志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去上海开展有关工作,赞扬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随后,他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冲击,身处逆境,但始终没有动摇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荣毅仁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接见荣毅仁等5位中国工商界著名人士并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充分肯定荣毅仁同志提出的引进技术、管理,发展金融、贸易的意见,指出只要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这极大地激发了荣毅仁同志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贡献聪明才智的热情。1985年7月1日,荣毅仁同志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实现了他的夙愿。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993年3月,荣毅仁同志当选为国家副主席,他为国家的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以自己独特的身份、地位和才干,积极开展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充分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年,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热切关注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党的十六大后,他坚决拥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深信中国将更加繁荣富强。荣毅仁同志同党的三代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联系在一起,为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
荣毅仁同志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工商联的杰出领导人。1949年6月后,他参加上海市工商联和全国工商联的筹备成立工作,曾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是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一、二、三、四届副主任委员,第五届副主席,第六届主席。他带领广大工商界人士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鼓励他们”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团结、引导广大工商业者进行自我教育,成为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劳动者,为积极配合党和政府胜利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工商界的一面旗帜。改革开放以后,他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期工商联工作的方针政策,发挥工商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助手作用,配合党和政府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与港澳台及海外工商界人士的联络,加强工商联自身建设,积极探索工商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路子,赢得了全国工商界的尊重和信赖。
荣毅仁同志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创始人。为了探索国际经济合作之道,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他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建议。1979年10月,经中央批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荣毅仁同志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他亲手制定了公司第一个章程,强调”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他勇于创新,借鉴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广泛开展中外经济技术合作,引进资金和技术,在国内兴办实业,开展金融、技术、贸易、房地产、经济咨询、卫星通讯等业务,并在海外择机投资,发行债券,在诸多业务领域成为国内首创,将中信公司建成为一个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并亲笔为公司题辞:”勇于创新,多作贡献”。1986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时说,”你们荣家对发展民族工业作了贡献,是有功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荣毅仁同志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在担任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领导职务期间,他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考察工业、农业、国有企业和民营、合资、合作企业,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在担任国家副主席期间,他出席各种重要国务活动,会见外国领导人和重要外交使节,曾出访美国、英国、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缅甸等国家,与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和实业界知名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坚决拥护和认真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在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期间,积极为基本法的起草提出意见和建议。他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振兴中华、祖国统一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荣毅仁同志的一生是伟大光辉的一生,是爱国奋斗的一生,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热爱祖国,对国家和人民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原则,实事求是,胸襟坦荡,光明磊落,严以律己,平易近人,深受广大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任弼时(1904年4月30日—1950年10月27日),1927年8月7日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积极主张土地革命,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后,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国共战争,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开展土地改革工作。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人物生平
任弼时,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任第四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国共合作破裂后,1927年8月7日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积极主张土地革命,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11月与贺龙率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长征中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同张国焘的中共中央作坚决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战。1938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大佬斯大林系统地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取得了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1940年3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并受中央委托主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43年3月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1946年后,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国共战争,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开展土地改革工作。1949年初,指导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推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
任弼时同志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过度劳累”使病情突然“加重”,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
叶剑英同志非常中肯和准确地评价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中国共产党创建几个月后,就有一位不满十七岁的青年成为党员——此后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奋斗三十年,并在四十年代与毛、刘、周、朱并列,成为领导全党的“五大书记”之一,这就是任弼时;他虽英年早逝,其精神却在党内影响至深。
少年求学
任弼时,1904年出生于湖南汨罗市一个教员之家。5岁就随父亲读书,7岁入明德小学,12岁去长沙考入师范附属高小,后入长郡中学,在校内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参加游行宣传等爱国活动。
投身革命
1920年,他因家境困难无法继续学业,联系旅法勤工俭学未成,便加入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去那里勤工俭学。经研究会介绍,他到上海参加俄语学习班,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1年春,任弼时与刘少奇等一同赴苏俄。他们通过赤白军交战的火线,历经种种艰辛到达莫斯科,进入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大学。1922年初,任弼时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秋回国。此时,苏俄局势艰难。粮食短缺,开始他一天只能领到200克黑面包,却忍饥刻苦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回国后他到上海,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因张太雷长期离职,两年间由他代理中央书记。当时他才二十来岁,却敢于向党中央领导陈独秀提意见,有一次气得陈独秀把他的意见书当面撕碎。
1927年国共破裂后,党内同志深感他与陈独秀争论时的观点正确。“八七会议”上他被选入政治局,成为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随后四年间,他一直从事地下工作。
安徽历险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委员任弼时来安徽巡视,不幸被捕,羁押于安庆饮马塘监狱达半年之久。他面对敌人,英勇无畏、坚贞不屈,表现出高尚的革命气节。同时,他又斗智斗勇,同敌人进行巧妙的斗争,配合党对他的营救,终于在次年3月获释脱险。
巡视被捕
1928年3月,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书记尹宽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使各县党组织程度不同地遭到破坏,大批党的优秀干部被捕和牺牲。9月,中央委派任弼时以特派员的身份巡视安徽。
任弼时首先到达芜湖,在省临委机关召开党的骨干分子会议,传达党的“六大”会议精神,批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听取省临委的工作汇报,妥善处理省临委内部纠纷。
15日上午,任弼时和徐厚昌在汪正芳的陪同下,往城西北的香油寺参加当地团的会议。由于叛徒的告发,任弼时和徐厚昌被敌人拘捕。
智传音信
任弼时被捕后,被押解到国民党南陵县党部,敌人对他进行搜身,除了搜出些零星钞票外,别无所得。1928年10月16日,敌人提审任弼时,他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始终坚持说:“我是湖南人,叫胡少甫,到南陵是做生意的。少小就爱看《三国演义》,听说南陵有座小乔墓,便由人指点来香油寺游玩,也不知犯了什么法,把我抓来,真是莫名其妙。这叫我以后怎么向老板交代?”敌人又令法警拿来踩杠,欲施酷刑。他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踩死我,我也没有什么可供的。”
敌人对他施以种种酷刑,还是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任何口供。敌人无可奈何,只得将他作为嫌疑犯递解到省城安庆关押。
不日,敌人把任弼时送上轮船,派兵押往安庆。在船上,许多旅客上前围观。任弼时忽地瞥见人群中有一个人很面熟,仔细一看,原来是他的同乡小商贩彭佑亭,此人常在江浙皖一带贩运丝绸。彭佑亭正欲张口招呼时,任弼时机警地向他使个眼色,示意他不要作声。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押送的士兵连声吆喝:“走开走开,赤脑壳,有啥子好看!”任弼时见机立即挣扎着站起来,大声说:“老总,莫乱讲,我不姓赤,我姓胡,叫胡少甫,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伙计……”他还巧妙地说出自己妻子陈琮英在上海的地址,暗示挤在前面的彭佑亭,将这些情况设法转告陈琮英。彭佑亭心领神会,便中途下船,转乘火车,赶赴上海,面告陈琮英,陈琮英迅速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智勇脱险
到安庆后,任弼时被关押在饮马塘监狱。7天后,敌人连番审问,施以种种酷刑,但任弼时一口咬定原来的供词。敌人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口供,只好将他和其他政治犯关押在“知”字号牢房。
根据党的指示,任弼时隐蔽起自己的身份,但他并没放弃指导狱中斗争,暗中通过徐厚昌等少数党的骨干分子,成立党在狱中的秘密组织——生活委员会,以改善狱中待遇的名义,组织难友开展“反虐待”、“改善狱中生活”的合法斗争。
任弼时在狱中的情况,由安徽的党组织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央积极采取措施,进行营救。党在长沙请了进步律师来到安庆,设法将任弼时案件从安庆警备司令部转到安徽省高等法院。1929年2月,安徽省高等法院派人到长沙,会同长沙公署核对口供,陈琮英以长沙陈岳云纸店老板身份(该店为陈的堂兄所开办),对口供一一作了对质。敌人挑不出丝毫毛病,只得以证据不足,宣布无罪。同年3月,陈琮英从长沙来到安庆,把任弼时接出监狱,并由安庆地下党组织安排,住在江边的一处小楼上。不久,任弼时接中央指示,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他又风尘仆仆,踏上新的征程。
1931年,任弼时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因缺乏经验犯过“左”的错误,后来通过实践又在工作中大力纠“左”。
1933年,任弼时奉派湘赣边区,在长征中是红六军团和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人。1937年秋,任弼时随八路军总部东进抗日前线,在政治方面负总责,翌年春又作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争取国际支持。1940年,他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时,任弼时任大会秘书长。会后,他与毛、刘、周、朱并列为中央五大书记。1947年春,他拖着病体与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并担任中央支队司令员。行军每到一处,他都要亲自安排住房,布置警卫,组织物资供应,还参与决策研究。时称他是中央队伍中身体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
1948年春,中央进入河北西柏坡。任弼时的血压很高,心律又严重不齐,却仍时时支撑着协助周恩来工作,协调各战略区的物资调配和后勤支援。1949年3月,他随中央进入北京,主持召开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赴苏联治疗。1950年4月回国后,他没按医嘱休息,立即投入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晚,他长时间研究战局并思考对策,病情突然恶化,次日去世。
一身正气
他勇于“同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却从不整人”。他数次向共产国际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当时的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重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党员中,任弼时是出身“青年团”的年轻的老革命家,后来又一直以刻苦坚韧著称。这位有着“骆驼”性格的坚强战士,少年时期身处思想活跃却生产水平相对落后的湘境,决定“毕业之后,欲志于工业”,走工业救国之路。这一愿望固然是好的,然而他成年后看到——若“腐朽”的社会制度不改变,兴办工业以强国并无可能。从而走出国门,到苏俄寻求“真理”,最后走上了终生革命的道路。
革命之所以艰难,不仅由于党外敌人强大,同时也在于党内消极因素众多。任弼时在党内之所以长期受到普遍敬重,在于他勇于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这种斗争不是过“左”地整人,而是抱着帮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态度。
任弼时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一直坚定地支持毛泽东。1938年赴莫斯科时,他向共产国际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当时的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又不因此询私情,对江青一直坚持原则,不给特殊照顾,康生等一类人对他一直是敬畏交织。任弼时能严格要求别人,恰恰在于自己一身正气,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正如古语所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更令不从。”
任弼时同志两次被捕受严刑,第一次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第二次电刑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国共破裂后,任弼时长期担负着到各地恢复党的地下组织的危险工作。1928年末,他作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接头时被捕,国民政府却未搞清他的身份。在押解途中,他巧妙地把被捕消息和预定的假口供托人带给在上海的妻子陈琮英,以便配合组织营救。审讯时,他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却咬定编出来的假身份。敌特按他所说到上海查对,因组织上已有安排,未露破绽,三个月后获释。
1929年末,他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又被租界当局逮捕。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张月票,而票面上写的使用人住处已是火灾中烧掉的房子,无从查对。因此外国警探怀疑有假,所以使用电刑,竟然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任弼时苏醒后仍坚不吐实,这种顽强态度使捕房“更感到他像共产党”,随即继续关押拷打。幸亏周恩来的地下特科通过关系营救,才使他获释。后来,便落下了病根。此后多年,他经常感到头晕和身体虚弱,加上日夜劳累、血压高,看东西时常眼花。长征时,他领导红二方面军,年仅三十出头,可是干部战士们从外貌看多以为他已有五十岁。任弼时也经常向身边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长,所以抓紧时间工作。
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时,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任弼时以身作则,并向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长要了一部纺车。他在工作之余,就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成绩提高很快。1943年,他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比赛,获得了第一名。
中央机关的同志说起任弼时,都认为他一向正派公道,在原则上从不让步。一次,江青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要求中央特会科报销,并耍泼大吵大闹。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江青在闹到掀翻了桌子,最后由识大体的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毛泽东得知后,对任弼时的这种态度表示赞同。江青却长期怀恨在心,直到“文革”期间还对任弼时的家属进行迫害。
1947年,贺龙曾感慨地说过:康生是外向人物,要名誉、要地位,花里胡哨;任弼时是内向人物,他是向内发展的,即在自己身上多下工夫,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修养。贺龙的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的干部们普遍厌恶康生这种人,而对任弼时则由衷敬仰。
任弼时子女
中共五大常委之一的任弼时,和妻子陈琮英一共养育了9个子女,其中有5个夭折或失散在革命战争年代。只有3个女儿任远志、任远征、任远芳,以及小儿子任远远,在父母身边长大成人。我们现在来了解下任弼时子女的现状。
任弼时子女任远志,出生于1931年,湖南省湘阴县人。前中共的卓越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长女,任远志自1992年从军事博物馆离休后便参加了总政的老年学院,在那里学画画学写字。
任弼时子女任远征,湖南湘阴人。开国元勋任弼时次女。1936年出生于四川省阿坝地区。1960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后,留校任预备助教。1963年起,先后在航空五院、国防科委第五研究院二分院二十三所、冶金部钢铁研究所、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监察部工作,退休前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1998年起任全国政协委员。是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任弼时子女任远芳,湖南湘阴人。开国元勋任弼时之女,1938年在莫斯科出生,身份证名:陈松。1950年回国后,开始使用自己的中文名字任远芳,度过了小学和中学生活。到大学时,任远芳又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陈松。后来在中机公司工作。
任弼时儿子:任远远,开国元勋任弼时的儿子。湖南汨罗人,1940年12月19日生于延安。曾任总参谋部情报部2局局长。1993年3月晋升为大校军衔。1995年11月7日20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54岁。
任弼时故居
任弼时故居位于湖南省汨罗市南唐家桥新屋里。南距长沙,北通岳阳,交通十分便利。任氏祖居白沙河西面的冷水井,后迁至此,故弼时故居又称“任家新屋里”。
故居建于清末,面向西偏北,为三间三进两偏屋的南方农村建筑,共有房屋
31间,占地面积
1204平方米。西、南两侧与民房紧连,北、西两侧有土坯围墙,围墙内,大门前有半圆形池塘。故居为青瓦顶三合土地面,墙壁下部用青砖,上部为土坯。中、上进
4间正房和偏屋窗户采用回纹窗格和透雕人物、花鸟图案。堂屋北边为任弼时一家生活的6间用房,其中任弼时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住房复原陈列着他使用过的床、茶桌和课桌。南边原邻居住房现辟为陈列室,陈列任弼时生平事迹展览。现故居内保存和陈列有任弼时生前使用过的珍贵文物146件。1958年设专人管理故居。现由任弼时故居管理处管理。任弼时
(1904~1950)
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书记。1904年
4月30日诞生于此,至1915年赴长沙读书,在此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
为了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00周年,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学习和发扬他的革命骆驼精神,1998年3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同意兴建任弼时纪念馆,于2004年4月26日建成开放。纪念馆与故居紧密相连,共占地120亩,总建筑面积11360平方米,包括纪念区、展览区、休闲区和服务区四个功能分区,其中纪念馆1200平方米展厅内的《任弼时生平业绩陈列》采用声、光、电等现代化的陈展手段,精心设计和布置了560余件任弼时同志生平实物和图片,分六个专题充分展示了弼时同志在建团、建党、建军和建国四个方面的丰功伟绩,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新建广场上7.1米高的巨大任弼时铜像屹立于青山绿水之间,吸收日月精华,护佑一方生灵。整个任弼时纪念馆以磅礴的气势浓缩了一代伟人的高尚人格和伟大精神,再现了开国元勋的奋斗历程和精神风采,是一座现代化多功能的爱国主义教基地和红色旅游圣地。
人物评价
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后人有诗赞任弼时云:
党内领袖中,弼时足称贤。弱冠赴俄,历北国之酷寒;及壮长征,率千军逾险滩。坚信卓绝,律己从严;党内持家,克勤克俭。斯伟人陵寝,简卧八宝山;念革命正气,长存天地间。嗟乎!壮哉前驱,励我攻关;神州腾飞,再慰九泉。

瓜尔佳·荣禄(1836-1903年),字仲华,号略园,清朝政治家、官员,著有《武毅公事略》《荣文忠公集》《荣禄存札》等书籍。由于袁世凯的叛变和荣禄的“告密”,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荣禄由此深得慈禧太后信任;义和团运动中,荣禄又被慈禧任命为留京办事大臣,于乱世中上位。1903年荣禄病死,谥号文忠,追赠太傅,晋一等男爵。人物生平
1874年,同治帝载淳病死,荣禄参与确定载湉继承帝位,为慈禧太后所倚重。
1879年,因忤慈禧太后,又被劾纳贿,降二级,去职10余年。1891年底,起任西安将军。1894年,允准入京拜贺慈禧太后60寿辰,适逢中日战事紧急,留京再授步军统领,会办军务。战后,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督练北洋新建陆军。1898年6月,百日维新期间,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得力人物。旋即内调中枢,授军机大臣,晋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节制北洋海陆各军,统近畿武卫五军。策划立端王载漪子溥俊为大阿哥,谋废黜光绪帝。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主张保护各国驻京使馆,镇压义和团。1902年1月,随慈禧太后返京后,转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
1836年4月6日出生。初由荫生以工部主事用。同治初,设神机营,担任翼长兼专操大臣,再迁左翼总兵,表现突出,为醇郡王奕譞与军机大臣文祥所赏识,改工部侍郎,调户部,兼总管内务府大臣。
1875年光绪元年兼署步军统领。
1878年升左都御史、工部尚书;旋因得罪醇亲王奕譞与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而被迫在次年1月告病免职。
1891年出授西安将军。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被再次复起的恭亲王奕?荐为步军统领,会办军务,设巡防局督理五城团防。
1895年8月11日,授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授总理衙门大臣。荐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练新建陆军。
1896年6月4日,授协办大学士。6月,查办御史弹劾袁世凯案,以查无实据结,并疏称袁世凯为“……不可多得之员”。
1897年疏请设立武备特科,于各省设立武备学堂。表示反对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
1898年6月10日,授大学士。6月15日,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6月22日,授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刑部。9月20日回京参与戊戌政变,为戊戌政变提供武力支持。9月28日,
卸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授军机大臣,管理兵部并节制北洋各军。10月11日,授练兵钦差大臣,指明节制宋庆、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所部及北洋各军。12月7日,奏请合宋、董、聂、袁四军及新募亲军联为一气,构成武卫军雏形。
1899年6月27日,武卫军编练完成,此后又陆续编练武卫先锋军、先锋队若干。在对光绪帝废立问题上由犹豫转向反对。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京畿蔓延后,屡请镇压,并请保护各国使馆。8月17日,被西逃的慈禧太后诏命留京办事。10月6日诏赴西安行在。
1901年7月25日,改命管理户部。10月,支持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三折中提出的变法主张。
1902年2月2日,改文华殿大学士。嫁其女为醇亲王载沣之妻,后生宣统帝溥仪。
1903年4月11日去世,谥文忠,晋一等男爵。荣禄的故事
随着“帝党”和“后党”矛盾的不断激化,一场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不可避免。先是荣禄定计要在太后和光绪在天津检阅新军时实行政变。光绪知道了这个消息,秘密通知维新派设法营救。维新派人士把希望寄托在统辖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身上。袁世凯曾参加过维新人士的团体“强学会”,维新派对他抱有很大幻想,建议光绪加以笼络。光绪破格召见了他,并提升他为兵部侍郎,专司练兵事务。然后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又私下到他的寓所,说出了维新派的计划:在慈禧和光绪阅兵时,实行兵谏,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拥戴光绪。袁世凯听了,慷慨激昂,一口承担,说:“杀荣禄象杀一条狗尔!”谭嗣同有意试探地说:“你要不干也行,向西太后那边告发了,也有荣华富贵。”他立刻瞪了眼:“瞧你把我袁世凯看成了什么人!”可是他送走了谭嗣同,当天就奔回了天津,向他的上司荣禄作了全盘报告。荣禄得讯,连忙乘火车赶到北京,告诉了慈禧。结果,光绪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个维新人士被害,康有为逃到日本,百日维新昙花一现。而在这次政变中立下首功的荣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是“身兼将相,权倾举朝”。《清史稿》里也说是“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巨细,常待一言决焉”。
在庚子那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又利用洋人杀义和团的一场大灾难中,荣禄对慈禧太后的忠诚,更有了进一步的表现。洋人杀了中国老百姓,抢了中国的财宝,这些问题在慈禧看来是不算什么的,但洋人保护了康有为,又反对废光绪和立皇储,直接表示反对她的统治,这是她最忍受不了的。于是下诏“宣抚”团民,下令进攻东郊民巷使馆和兵营。结果东郊民巷没有攻下,大沽炮台和天津却先后失守,八国联军一直打到了北京城下。
在这一场翻云覆雨的事变中,荣禄尽可能不使自己卷入旋涡。他顺从地看慈禧的颜色行事,不忤逆慈禧的意思,同时,他也给慈禧准备着后路。他承旨调遣军队进攻东郊民巷外国兵营,但又不给军队发炮弹,而且暗地里还给外国兵营送水果表示慰问。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逃走,他授计负责议和的李鸿章和奕劻,在谈判中掌握一条原则: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责任,不让慈禧交权归政,一切条件都可以答应。就这样,签订了连利息近10亿两白银、让外国军队驻兵京城的《辛丑条约》。荣禄办成这件事,到了西安,宠礼有加,赏黄马褂、双眼花翎、紫貂,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除了《清史稿》里这些记载外,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西太后为荣禄的女儿苏完瓜尔佳·幼兰“指婚”,嫁与醇亲王载沣为福晋。
关于使荣禄与醇亲王结亲一事,西太后的用意是很深的。原来戊戌变法之后,西太后对醇王府颇为猜疑,据说醇王墓地上有棵白果树,长得非常高大。不知是谁在太后面前说,醇王府出了皇帝,是由于醇王坟地上有棵白果树,“白”字和“王”字连起来不就是“皇”字吗?慈禧听了,立即叫人到妙高峰把白果树砍掉了。引起她猜疑的其实不是白果树,而是洋人对于光绪和光绪兄弟的兴趣。
庚子之乱后,联军统帅瓦德西提出,要皇帝的兄弟做代表,去德国为克林德公使被杀事道歉。载沣到德国后,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这也使慈禧深感不安,加深了心里的疑忌。洋人对光绪兄弟的重视,这是比维新派康有为更叫她担心的一件事。为了消除这个隐患,她终于想出了办法,就是把荣禄和醇王府撮合成为亲家。西太后就是这样一个人,凡是她感到对自己有一丝一毫不安全的地方,她都要仔细加以考虑和果断处理。她在庚子逃亡之前,还不忘叫人把珍妃推到井里淹死,又何尝不是怕留后患而下的毒手维护自己的统治,才是她考虑的一切根据。就这样,在德国赔礼道歉回来,在开封迎上回京的銮驾,奏复了一番在德国受到的种种“礼遇”,十一月随驾走到保定,就奉到了慈禧“指婚”的懿旨。人物评价
荣禄并不反对变法,只不过不赞成康梁的变法,遵循的是另一条变法思路。在戊戌维新期间,康梁的身份主要是言者,即思想家、鼓吹家、宣传家,他们希望中国迅速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形容当时的中国为一败坏已极、日久失修的大厦,不仅急宜兴修,而且应全行拆卸,然后重奠根基。因此,需要用雷霆万钧之力,罢黜旧臣,任用新进,从根本变起,首先改变法律、官职,然后将变法在各个方面全面铺开。而荣禄是变法时期统治阶层中的一员,虽然他也认识到唯有变法才能使中国摆脱危亡,但身为实负其责的政府大员,在推行变法的权力、步骤、内容等方面与康梁不尽相同。早在光绪任命林旭等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时,荣禄就致信林旭,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求弊下手,不在遇事纷更。(注:荣禄致林旭,见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荣禄函稿底本》第三册。)政变后荣禄在一封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认为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但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并以此评价政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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