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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邮城北门瓮城遗址考古取得初步成果,张雪莲应邀出访日本

小动物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都是很重要的,北门瓮城为南宋时期始筑,西本教授是日本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著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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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6日,美国亚历桑那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斯狄夫•库恩(Steven
L. Kuhn)和玛丽•斯黛娜(Mary C.
Stiner)教授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做学术报告。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主持,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30多位师生学者参加会议。
   
玛丽•斯黛娜首先作了题为“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小动物利用、广谱革命和旧石器时代的人口问题”的报告。玛丽•斯黛娜指出旧石器人类肉食依赖小动物和有蹄类动物,但是小动物相对于有蹄类动物而言能更加敏锐地反映人口变化。在地中海盆地(以色列和意大利),小动物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都是很重要的。
   
她指出从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从大型有蹄类动物来看似乎存在一致性,但是补充性肉食资源的小动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旧石器时代晚期阶段是有很大不同的。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旧石器时代中期阶段的遗址只发现有缓慢不运动、容易收集或不抵抗的动物,例如,乌龟、海贝。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则对更多种类的小动物感兴趣,如鹌鹑、兔类等。她依据被捕食者防卫特征将而小动物资源区分为三类:缓慢行动收藏品(例如,乌龟、海贝)、快速飞行物(例如,鹌鹑)、快速奔跑者(例如,野兔、兔子)。从土耳其、意大利、以色列三个国家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可以发现小型动物中缓慢被捕食者资源的最小个体数所占比例是逐渐降低的。乌龟和大部分海贝不移动或行动迟缓,一旦被发现,则很容易被捕获。但是它们成熟得很慢,到达繁殖年龄需要很长时间。而敏捷的热血动物则成熟得较快,而捕获它们也需要更大的努力。考古遗址中出现得大部分鹌鹑和兔子在后来的人类食物组合中变得重要起来。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被捕食者种类的变化因为狩猎压力而来,而不是单单的气候和环境的变化。
   
她最后总结道,在40-45,000年前地中海东部地区在捕食者的经济中发生了一次持久的改变:旧石器时代中期小动物获猎资源不平衡而狭窄,旧石器时代晚期较为平衡而宽泛。食物宽幅的变化反映了人口密度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变化:旧石器时代中期早段人口数量少而且相当分散,旧石器时代晚期发生了一次人口激增。人口多增多意味着更多的接触机会,包含更复杂的社会联系。旧石器时代中期人口在时间持续很久,空间上分布很广,但人口密度很低,社会联系相对较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景观上更宏大、人口更密集,联系更紧密,更能通过合作纽带抵御风险。当时的人们与环境之间建立了新型联系。但是,人口优势不一定意味一个人群比另一个人群更聪明、更好。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是否发生了认知的转变。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接下来斯狄夫•库恩作了题为“作为交流媒介的旧石器时代的装饰品”的报告。斯狄夫•库恩教授指出珠子或其它来装饰身体或服饰在现代十分普遍,它可以作为交流技术,本身就透露着社会信息。他断言,珠子和智人是紧密相联的,(土耳其、摩洛哥、以色列均发现有Nassarius
贝壳)。早期珠子是作为社会信息交流媒介的一部分。高规格的正式奢侈品表明珠子是共同体的一部分而不单单是个人行为的表现。
   
他提出了两个关于早期珠子的重要问题:1:珠子起初就是人类最早的象征交流标志还是长期建立起来的?2:为什么是将珠子作为交流媒介,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指出,珠子不是史前出现的第一种人类装饰形式。颜料在人类进化史上出现得比珠子早得多。不仅是智人,而且穴居人,甚至直立人也可能使用过颜料。早期颜料很有可能是用作身体装饰。他把作为承载社会信息交流的珠子和颜料进行了比较发现:珠子是持久的,颜料是易变的;珠子是定型的,自然成型,或稍加修饰,而颜料形状不固定;珠子具有可见的数量,颜料没有;珠子反映了不同的投入,例如,Sungir出土距今2.5万年赭石成人男女墓,附带了6000多颗象牙珠子;珠子可以在个体之间流传而保持真实性,珠子物品可以作为广泛贸易,甚至作为永久性的社会档案封存,而颜料则不能原封不动地传递。斯狄夫•库恩教授指出,颜料两方面的功用:短期利用,主要在面对面交流中具有重要作用。他提出假设:“单纯颜料”装饰很大程度上可能在于提升个人视觉影响而不在于传递标准化的社会信息。颜料只是个人显示,而珠子和类似装饰物品则具有更广泛的使用显示信息内容,它们持久,可以在数量上增强,易于传递而不损失原始信息内容。
   
他进一步指出通过珠子传递信息可以实现直接相互作用的有效交流。珠子的广泛使用告诉我们旧石器时代人们认为是自己可以被加强、重现,即使不存在他们仍然十分重要。珠子和类似物的出现意味着文化概念中的“价值”。象征性附加了物品额外的价值。当然,不是新物品的所有特征都是在利用之初就发现的。最早的珠子也不大可能是作为交流的媒介。明确作为随葬品的功能也是以后才出现的(例如东格拉维特)。但至少,最早的装饰物可以作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一致性加强,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加强,等级分化的证据。媒介的持久性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广阔、更加源远流长。

  江苏省高邮城北门瓮城遗址位于通湖路和民生路之间,北门大街穿瓮城而过,南北长140米,东西宽25~81米,其地形呈倒梯状。为配合高邮北门遗址公园建设,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1000平方米,揭露出了宋—明清时期方形瓮城、西便门及其外瓮城、门道、藏兵洞以及道路等重要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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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西本丰弘教授的邀请,我随同我们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袁靖主任于2012年2月27日~3月1日赴该馆进行了为期4天的学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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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城北门瓮城发掘全景

   
西本教授是日本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著名专家,在该研究领域多有建树,也深为中国许多学者所熟知。

(责任编辑:高丹)

  史载高邮有新、旧两城。旧城为一座方形城池,系北宋开宝四年(971)知军高凝祐始筑。绍兴初(1131-1162)韩世忠命其属董旼营缮,乾道间(1165-1173)郡守陈敏重修。明洪武初年(1368),知州黄克明对旧城用砖进行加固,城墙上增雉堞。清乾隆九年(1744)和道光二十三年(1843)又分别修城。新城在高邮州城北门外,为夯筑土城,系南宋咸淳元年(1265)扬州制置使毕候筑造,清代荒废。1957年除旧城东南角保存130米以外全部拆毁。

   
多年来西本教授与袁靖主任合作开展课题研究,曾先后邀请过我所科技考古中心以及所里其他研究室的多位学者赴日进行学术交流,对中心科研工作的开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也增进了我们所和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旧城北门遗址位于今通湖路上,在高邮旧城北墙的中段,其西侧为旧城中心市河(俗称“穿心河”)出城的北水关遗址。瓮城设置在北门北侧,除部分包砖墙高出地面以外,大部分湮埋于地下6~180厘米。北门瓮城为南宋时期始筑,一直沿用至民国,历经南宋、元、明、清、民国时期,近900年的历史。各个时期的城墙,砖铺路面和地层叠压关系十分清晰,尤其是不同时代地面整齐叠压,每一层中出土的各个时代陶瓷标本、钱币和建筑构件等为考古发掘断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此次学术交流主要就家猪研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研讨。其研究方法既包括传统的动物形态学研究,也涉及了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由多层面多角度进行探讨。而这一点也恰恰反映了近年来国际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新特点、新动向。本次研讨中主要结合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的研究与应用,辅之先前以形态学方法为基础的研究结果以新的佐证,使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此次讨论的猪骨的样本主要来自于韩国的古村遗址,为公元3~5世纪,然而所比较的案例中,有许多是来自日本的。其中有大致与古村遗址同时期的,也有些可早至日本绳文时代中期前后。

  南宋城门是在北宋基础上修建的,南宋时期在北门北侧始建了方形瓮城,西墙南北长约81米,北墙仅清理长度19.5米。北墙有两期建筑过程:第一期城墙夯土质量较高,从黄土和灰土瓦砾夯筑,夯层8~11厘米,夯窝直径在6~8厘米之间。在夯土内外侧包砌砖,墙底部基础采用大小不等的旧方石块、条石及石磨等,保存高度0.62米,厚度0.68米,砌法基本为两顺两丁,黄泥为粘结剂。第二期在第一期基础的外侧修筑,墙基底部用侧立砖贴墙帮砌,采用白石灰为粘结剂。在砖的端面发现有许多“高邮军城砖”,西墙没有发现第二期修筑部分。瓮城门道开在西墙偏北的位置,由于叠压着保存较为完整明清时期的瓮城门道,未能解剖,仅露出城门门脸的西北角部分。门道通长16.5米,方向89度,宽度不明。

   
访问期间,我还同该馆负责碳十四年代学研究的坂本稔教授就碳十四测年方面做了交流与探讨,并参观了该馆的碳十四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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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

宋-明清瓮城西便门道

 

  明清方形瓮城形制延用宋代方形瓮城基础和夯土墙。北墙包砖叠压在宋代第一期墙体之上,收分较小,多为断砖砌就。明清时期的西墙向东缩进2.15~2.40米之间,西北侧包砖保存高度达1.6米。瓮城门道仍开在西墙上,分三期修建。明清门道长14.5米,门道宽3.2米,方向87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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